四川上古文化偏好华美精致的美学观念，也体现在本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其中又以青铜人面像和人立像最具特色。它们着眼于光影透视，以色彩绘饰和雕刻并举，都典型地体现着巴蜀文化美学对具象的重视和对艳秾华美价值标准的偏爱。这种文化美学观念运行流布，影响甚深，制约着后世四川文学艺术的表现特色。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祭祀用的礼器，造型丰富，精美奇巧，异彩纷呈，反映了当时古蜀王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和高超的工艺水平。在人体雕塑艺术领域，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是当前世界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千克。铜人身高1.72米，高鼻深目、阔嘴大耳，耳垂各有一处穿孔，头戴太阳纹冠，身穿三件上衣，佩戴饰品，手足戴镯，光脚站立于祭台之上。双手造型夸张，似乎持有特殊的祭祀用品。青铜大面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额间有方孔，整体厚重沉稳，端庄严谨，体现了古蜀人对神明的崇拜和其高深的艺术造诣。三星堆金杖内部是木芯，外部用纯金包裹，全长1.42米，直径0.023米，重约500克。金杖表面精细雕刻有人头、鱼、鸟等图案。三星堆出土的6件青铜神树中，最大型的一件修复后为395厘米高，缺顶部部件；树干笔直，上套三层树枝，每一层又有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树枝上共栖息9只神鸟，照应了《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神树——扶桑“九日居下枝”的景象。
在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也印证了这个传说。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该金饰类似现代剪纸，通过镂空的方式制作为内外两层，内层为顺时针旋转的十二道太阳光芒，外层为四只逆时针展翅飞翔的神鸟。它的神幻造型充分说明古蜀人当时已经拥有精湛绝伦的金器制作工艺水平，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高深莫测的创造力。金沙出土的金冠带高2.83厘米、厚0.03厘米，锤揲成形，表面錾刻出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此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权杖上的图案十分相似，应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黄金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其造型接近长方形，前额较平，眉部较凸，眼眶较大，双眼镂空似菱形，鼻梁高直，嘴部镂空呈扁长方形，耳朵上宽下窄，耳垂穿孔，表情威严。此件面具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风格上基本一致。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中一件高22.2厘米，上端长6.94厘米，下端长6.3厘米，上孔径5.55厘米，下孔径5.14厘米，采用青玉制成，整体温润通透。玉琮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穿一孔；分十节，每节表面转角处雕刻有简化人面纹，其上射部阴刻一人形符号。[7]
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高40厘米，重4.5公斤。此壶以壶肩两环耳为标志分为两面，两面的图像对称。每面有三层图画，每层又分左右两个图案。第一层左图是一幅竞射图，右图是采桑图；第二层左图是一幅宴乐舞武图像，右图为弋射和习射图；第三层左为攻防图，右为水战图。在整个壶面上，刻画200多人的形象，人人各有分工，表现了宏大的布局与精湛的技艺。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2016年在成都天府广场工地出土了一座石犀，其或是李冰当年所作，身高1.7米，长3.3米，宽1.2米，体重约8.5吨，由浅红色粗质砂岩制成。这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填补了战国至秦代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
1974年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通高2.9米，肩宽0.96米，重约4吨。石像底部有一方榫，残长0.18米。细看之下，石像五官端正，面带笑容，头戴冠，身穿长衣，腰间束带，拱手垂袖，平视而立。最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雕刻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两臂及胸前皆有隶书刻字。左臂刻字“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右臂刻字“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胸前刻字“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从物质形态上看，今天的四川文化还明显地保留着“石器时代”的深刻记忆，如在石笋、石棺、石陵、石镜的人工制作上；而成都现在的许多街道地名，如天涯石、地角石、支矶石、五担石、五块石、石室巷、石笋街、红石柱街、石羊场、石马巷、石灵（十陵），与中国第一家官办地方学堂“石室”等，以及新都的旱八阵、双流的八阵图、新繁的飞来石等列石，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石虎等，都是这种文化遗存的远古余韵的呈现。
[1]参见邓梦：《三难成都之“唯一”》，载《文史杂志》2017年1期。
[2]参见邓经武：《大汉盛世文化建构中的巴蜀贡献》，载《文史杂志》2016年4期。(www.xing528.com)
[3]陈信远主编：《巴蜀文化与西部四川开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4]参见汪毅：《安岳石刻艺术》，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10页。
[5]参见商承祚：《楚漆器集·考释》，载《文物》1993年第11期。
[6]参见赵殿增：《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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