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至今的中国最古老的地面建筑是汉代石阙，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石阙一般成对地建在城门、建筑群大门外或祠前、墓前，用以表示威仪等第。每阙由主阙和子阙组成，多有阙墓、阙身、阙顶三部分。汉阙既是古老的建筑艺术，又是特殊的石刻珍品。中国现存汉阙29处，其中21处在四川，而高颐阙是全国唯一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实体，分台基、阙身、阙楼、屋顶4部分，实为石砌却皆仿木雕刻。著名的还有渠县沈府君阙和冯焕阙与蒲家湾无铭阙，赵家村西、东两处的无名阙以及王家坪无名阙，绵阳的平阳府君阙，梓潼的李业阙和贾公阙，芦山樊敏阙，新都的王稚子阙，德阳的上庸长阙，乐山的杨公阙等，以及重庆忠县的乌杨阙、丁房阙、无铭阙等。
雅安高颐阙
巴蜀地区的牌坊亦随处可见。牌坊又称牌楼，是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系封建社会为表彰忠孝节烈或祈祝功德福寿而建的石坊，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建筑工艺与雕刻工艺水平。[2]巴蜀地区的牌坊多为明清时期所建，著名者如今重庆市隆昌县城至今完好的20余座各式牌坊，包括孝义坊、贞节坊、孝女坊、棂星坊、功德坊、德政坊、报恩坊等，皆高大雄伟，巍然集一地。隆昌因之被誉为“牌坊城”。
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陶器、青铜、玉器、金器及石器，造型精美，既具有强烈的巴蜀地域特色，亦不乏外来因素，如金沙遗址所出两件大玉琮，“其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3]。彭州和新都汉代画像砖上的《酿酒图》，成都凤凰山汉墓陶酒罐上刻的“甘酒”二字，显示出巴蜀早期酒文化的盛况，则展现了四川上古时期造型艺术的高超。
荣县37米高的大佛是世界第一大释迦牟尼佛（现世佛）、第二大石刻大佛，从规模来说说仅次于71米高的乐山弥勒大佛（未来佛）。始建于东汉的新都县宝光寺，以其造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的五百阿罗汉塑像闻名遐迩。罗汉计518尊，另有佛、菩萨、祖师59尊，总计577尊。每尊高约2米，其中还有康熙帝、乾隆帝塑像各一尊。它们形态迥异，栩栩如生，造型优美，以彩绘贴金，妙趣横生。它是中国罗汉堂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的罗汉寺，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修时，仿新都宝光寺泥塑五百阿罗汉，方改名罗汉寺。中国为五百罗汉造像是从唐代开始，至五代时期罗汉造像兴盛并见诸绘画。现存造像以北京香山碧云寺、四川宝光寺、苏州戒幢律寺为大，造像艺术上各具特点，其中宝光寺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它以塑像奇巧多姿、生动形象而令人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四川人民的创造力与工匠精神。(www.xing528.com)
荣县大佛 （图片提供：余刚）
四川盆地中，大型的石刻造像群首以重庆的大足石刻称著。它是兴建于唐末宋初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茂，共有石刻群75处，5万余尊宗教石刻造像，总计10万多躯，铭文10万余字。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突出。它们以佛教造像为主，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雕刻艺术手法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大足石刻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四大石窟齐名，是著名的艺术瑰宝、历史宝库和佛教圣地，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其集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堪与大足石刻媲美的安岳石刻在安岳县境，有各类石窟造像140余处，其中保存较好的有69处，共有造像约10万尊，石刻佛经40余万字。现存最早的造像题记为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至北宋时期为安岳石刻的极盛时期，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现代。它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具有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特殊地位。造像风格除少数敦朴、粗犷的魏晋风骨外，大多是体态丰满、雍容华贵的唐代风格，也有一些精细华美、璎珞盖身的宋代特征。美学家王朝闻誉之“古、多、精、美”。造像内容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量道教造像，包括少数儒、释、道三教合龛的造像；也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造像。北宋摩崖造像是安岳石刻的又一鼎盛时期，以毗卢洞、圆觉洞、华严洞、茗山寺等处为代表。[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