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现代文学展现世纪动荡

巴金纵贯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是将“人”置放于家庭、社会、世界潮流的矛盾冲突中，从政治解放、伦理解放、人性自由的解放这三大层面去思考。从《灭亡》《新生》的时代愤激开始，无论是取材于“家内人生”的“激流三部曲”及《憩园》《寒夜》，还是描写“家外人生”的“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以及取材于异域人生的短篇集《复仇》《光明》《将军》《利娜》和象征寓言小说《海底梦》《幽灵》《狗》等，都毫不例外地表现着巴金对美好人性、青春生命的热情颂赞和对一切黑暗腐朽势力的愤怒批判。巴金小说在语言艺术实验中，以直白、畅晓、热情充盈的情感宣泄，树立了现代文学语言艺术的优秀范例。“激流三部曲”中“成都巷战”对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描写，“血光之灾”及驱鬼、丧葬的陋习和“元宵舞狮”的民俗展现，还有对四川方言的运用，都在刻画巴蜀大盆地那“中世纪”闭塞、落后和愚昧的社会历史状貌和文化特征。其晚年的《随想录》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挞伐和对人类丑恶本性的批判，到对正义、真理、美好人性的颂扬，都是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世纪末清扫”的可贵贡献。

李劼人塑像（在成都市菱窠西路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汪毅摄影）

出生于成都市民家庭的李劼人，自1912年发表短篇小说《游园会》始，以《盗志》《做人难》等系列短篇及《夹坝》《儿时影》等小说，进行社会人生的“实摹”与新型小说技巧手法的尝试。李劼人赴法国期间，先后翻译了莫泊桑、都德、福楼拜、左拉、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归国后的短篇《好人家》和《编辑部的风波》等，受到鲁迅、茅盾的推崇。他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辛亥三部曲”之《死水微澜》中关于封建专制的衰落，民间帮会势力的壮大，教民力量的兴起，社会道德心理的变易等，都集中地通过袍哥首领罗歪嘴、土财主顾天成、村姑蔡大嫂三个人物的性格塑造来展现。《暴风雨前》着眼于民智渐开的四川动荡社会状貌，全面展示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势力在历史剧变中的种种表现。《大波》以恢宏的构架，广泛的社会描写和众多的人物群像，言必有据的史实穿插，完成了超长篇“大河小说”体式的实验。在他的笔下，成都近郊小场镇集市的喧闹、成都东大街灯会、青羊宫庙会、劝业场吃茶、下莲池贫民的窘况等社会场景描写，以及蜀中婚丧嫁娶、饮食菜肴、陈设居室和街道地名的描写，还有对典章掌故、事物沿革的考证，都呈现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2]

沙汀第一部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1932年）以及随后的《土饼》集，力图表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群众的抗日热情；于20世纪40年代奔赴华北的中篇《闯关》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可惜都不成功。而《丁跛公》《兽道》等对巴蜀农村基层官吏杂役粗俗、贪婪和残暴行为的绘写，以及对反动军阀肆虐残害民众的揭露，尤其是穿插蜀中袍哥帮会势力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从而成功地绘写出中世纪般闭塞愚昧和阴冷的大盆地的人生状貌。沙汀的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小镇联保主任与乡绅豪强邢幺吵吵关于抓丁问题的矛盾，通过“不忌生冷”与“软硬人”两个独特性格的矛盾交锋，将冲突安排得波澜迭起，又通过陈新老爷、张三监爷、俞视学等人物的穿插，使整个故事情节张弛有致，结尾的“突转”更使小说呈现着强烈的喜剧效果。长篇《淘金记》以抗战时川西北农村北斗镇为背景，围绕着开采烧箕背金矿的矛盾冲突，广泛地展示国统区官吏大发国难财和腐败成风的黑暗现实。其客观冷峻叙述中让人物自行表现的形象塑造手法，还有那浓郁的巴蜀民俗场面和大量巴蜀方言的使用，呈现着浓郁的民族本土化和巴蜀地域文化色彩。沙汀晚年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青杠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中篇，是他回归自我艺术个性的体现。

1925年，艾芜离开家乡“南行”，漂泊于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这些都汇聚于短篇集《南行记》《海岛上》等对中国西南边陲和东南亚异域风情的绘写，尤其是对一群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化外之民”人物的表现和歌颂。而《咆哮的许家屯》《左手行礼的士兵》《夜景》《张福保》《山中送客记》等，表现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揭示民众苦难的作品，带有“红色三十年代”政治批判内容。抗战时期艾芜陆续出版了《逃荒》《萌芽》《秋收》等小说。他的代表作《石青嫂子》对南方乡村景物、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描写，体现出作者的艺术新特色。40年代的三部长篇《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50年代开始艾芜紧追时代大潮，先后出版了工业题材长篇《百炼成钢》（1958年）、旧话新说的《南行记续编》（1964年）和《南行记新篇》（1983年）《春天的雾》（1985年）、《风波》（1987年）等。

何其芳诗歌创作是从《汉园集·燕泥集》（1936年）开始的，1945年又推出诗集《预言》。他悲吟着秋天的相思，绘画着透明的忧愁（《秋天》），咀嚼着往昔的记忆，叹息着轻柔的寂寞（《昔年》），在缥缈的爱情中感味人生的寒冷（《爱情》），幻想着夏夜的微笑和甜蜜的私语（《夏夜》），在思忆、赠言、感喟中，充盈着梦境、病中、古城、风沙、花环、白鸽、鹦鹉等意象。他的散文诗集《画梦录》展示极具个性的“独语”和“梦中道路”艳秾华丽的奇幻。众多优美神奇的意象在强烈的情感浸润下，图案、物象、梦幻、典故、人物又无不成为他感味人生的符号，彰显出他特有的“独语”个性。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是何其芳开始面向更切实人生的情感变移。《星火集》等作品体现着一个革命者政治思想的成熟和一个独异个性作家的迷失。

简阳人罗淑是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突然跃升星空、光华四溢而又迅疾消失的一位女作家，留给世人的只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三部短篇小说集，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何为》（即《怎么办》）与保罗·玛尔格里特的《白甲骑兵》两部翻译集。罗淑主要的艺术视角，聚焦于蜀中沱江流域那闭塞、偏僻、极度贫困却顽强搏击的人生形态。在她的作品中，社会贫困化的加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下层群众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最终不得已铤而走险的反抗斗争，都表现得棱角突凸，形象鲜明；而对人物生存环境如“橘林”“草坡”“盐场”等盆地中部丘陵景貌和蜀南盐业生产的描写，又给世人提供着一幅中国内陆“偏僻角落”（李健吾语）的世态风情画。《刘嫂》《橘子》等篇，都是作者对蜀中困厄人生及其奋勇挣扎搏击的表现，也正是罗淑小说那明确的地域指向和独异的性格塑造。

荥经县人周文，是以表现中国西部“川荒一隅”藏汉杂居人生形态和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表现而一举成名的。1933年，周文的短篇小说《雪地》以“西康的兵”的独特题材和弥漫着雪岭蛮荒的雪域高原风情，尤其是对军阀的残忍以及士兵们抗争的描写引起广泛注意。他以《分》《父子之间》《多产集》等众多短篇集和中长篇小说《烟苗季》《白森镇》《爱》《救亡者》等，成为左翼作家中“高产者”。作品中那直插天际的连绵雪峰，深厚没膝的积雪，“灰黄的碗口大的太阳”，崎岖弯曲山道上“方桌子似”的大驮包与艰难攀行的驮夫身影，还有在险恶条件中顽强搏击的生存欲望，都使周文小说弥漫着一种沉重和厚深的人生意味。雪域高原、羊肠古道、险关峡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人暗斗、帮派火并等艺术意象，让当时社会阅读界为之瞩目。

被称为“奇人”的陈铨，首先是以小说显示出他那狷介狂傲、凌厉奋进的艺术个性。长篇小说《天问》（1931年）以民国初年川南富顺县作者家乡人生为背景，在雄浑而绮丽的蜀中山水的绘写与草莽竞雄、军阀混战的展示中，塑造了一个从药店学徒顽强进取官至旅长的林云章形象。稍后问世的《彷徨中的冷静》《欣迎》等长篇，都是以作者故乡背景，将人物置放于爱情或三角恋爱冲突中，表现性格与人生理想追求之间巨大反差形成的冲突，展示着人物自身追求的合理性与客观存在否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冲突。他的小说有着大量的蜀南山水风物的绘写，蜀中民俗风习、婚嫁丧葬场面，与沱江急流险滩、饱经风雨剥蚀的大佛崖像，既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又成为触发人物情思的历史文化积淀物而化合参与人生悲欢。这种“思考”在20世纪40年代被发展为对“恐怖、狂欢、虔恪”强力意志的狂欢。陈铨以《野玫瑰》为代表，连续推出《金指环》《蓝蝴蝶》《黄鹤楼》等描写抗战斗争的剧作，张扬起“浪漫悲剧”的旗帜。“浪漫”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的表现，被陈铨聚焦于“力人”形象的塑造上。他同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教授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形成了“战国策派”，进行重造中国文化的探索。(www.xing528.com)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书影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要说高产，要说最受读者欢迎并且其艺术生命力常履常新的，大约要数长寿县人“还珠楼主”。他一生创作36部武侠小说，如《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兵书峡》《蛮荒侠隐》《峨眉七矮》《长眉真人专集》《北海屠龙记》《武当七女》《冷魂峪》（原名《天山飞侠》）等，都为世人所熟知。后来港台新武侠小说，都是在《蜀山剑侠传》系列小说的影响下繁荣兴盛的。从20世纪50年代始，他先后编写了《雪斗》《白蛇传》《岳飞传》等剧本，仍然被人称道。但最能代表他成就的，首推《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的小说融神话、志怪、剑仙、武侠于一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仙幻玄怪”题材。在今天，还珠楼主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资源，已经被当下最风行的卡通、动漫、影视等艺术吸纳为故事主题和表现方式。

1928年，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江津人）、沈起予（巴县人）等，以及李一氓（彭县人）、阳翰笙（高县人）等蜀籍中共党员，围绕在郭沫若身边加入“后期创造社”。他们联合以蒋光赤等中共党员组成的“太阳社”，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理论和创作上辛勤耕耘，成为中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突出标志。他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现阶段的文学问题》《科学的世界文学观》《“大众语”的建设问题》《革命与文学》等文章中提出的理论，都可以在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看到鲜明的印痕。阳翰笙创作的《地泉》三部曲（1930年）和短篇小说集《十姑的悲愁》和《最后一天》等，都是概念化宣泄革命热情的作品。他后来被派往电影界开展工作，创作了大量电影与戏剧作品如《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峨眉县人章泯创作《东北之家》《黄浦江边》《生路》等话剧，以激发广大群众爱国义愤为价值指向。他在抗战初执导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已体现出一种崭新的戏剧观。自贡人孙瑜留美归来后到上海从事电影活动，因编导处女作《潇湘泪》（1928年）引起大家注意。孙瑜执导的《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六部电影，都成为默片时代的经典，被誉为“电影诗人”。他于1950年底完成的电影《武训传》，引发全国范围批判运动；笔名“戈丽”的重庆人李伯钊，1930年留苏回国转往江西苏区，改编和创作的话剧有《战斗的夏天》《扩大红军》等，成为“红军戏剧”的代表。他在20世纪60年代还著有歌剧《长征》、话剧《北上》等。

川籍电影导演孙瑜及其《武训传》

作为大后方以及中国战时临时首都所在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都在重庆推出过“第二次创作高峰”式的名作；柳倩、曹葆华、陈敬容、方敬等回川诗人推出了新作；朱自清、叶圣陶等外来者对四川民生与风貌的描写，已经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内容；李劼人、邓均吾、罗念生、陈翔鹤、周文、毛一波、曹葆华、肖曼若、叶菲洛、萧军、任钧等，围绕刊物《笔阵》在成都继续文学活动；四川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工作》月刊，会聚着何其芳、谢文炳、方敬、卞之琳、朱光潜、沙汀、罗念生、刘盛亚、陈翔鹤等；《金箭》月刊，聚集着陈思苓、羊角、田家英、影质、东方曦等一批文学青年；《燕风》则是仲孙憬虹（朱枢）、萧赛们追求艺术唯美的园地；“华西文艺社”杜谷、方然、罗洛、芒甸等创办的《平原诗丛》《蚂蚁》《呼吸》，重庆的邹获帆、姚奔主编的《诗垦地》等诗歌刊物，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力量；芦山县人玉杲的叙事长诗《大渡河支流》、“冀察晋诗群”的资阳人邵子南的《文化的民众》和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都曾经引发人们的关注。

[1]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近代诗派与地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参见邓经武：《论李劼人小说的巴蜀文化因子》，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