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的涅槃：回顾五四文学

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发生学理论，文学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川中战乱和战乱中社会民生的艰辛，就成为作家创作反映的重要内容。郭沫若的大胆反叛，巴金的愤怒控诉，李劼人、沙汀的冷峻批判，何其芳的忧郁，陈铨的狷介愤激等，都是呼吸着这种地域风习的自然结果。

新繁（今新都）人吴虞学说中关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的内容，正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特征体现，陈独秀、胡适赞誉其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论文《吃人与礼教》与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吴虞的七言绝句与律诗曾名噪一时，主要收录于《秋水集》。其著述还有《吴虞文录》《吴虞文集》，编有《蜀十五家词》《宋元学案粹语》等。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序幕，是1906年由成都人曾孝谷、重庆人唐濂江在日本东京发起的“春柳戏剧”拉开的。曾孝谷创作的《黑奴吁天录》（1907年）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剧本”，那反民族压迫、颂扬反抗斗争的思想，以及改变移植《茶花女》对人格尊严的张扬和婚姻自主的要求，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基本母题。广安人蒲殿俊是“四川保路风潮”的领导人，与张澜共同创办的北京《晨报》是传播新文化思想的四大报刊之一。蒲伯英有《戏剧之近代的意义》《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等理论文章，六幕剧《道义之交》和四幕剧《阔人的孝道》，是“五四”时期难得的现代戏剧（话剧）佳作。同盟会员刘长述（觉奴）描写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事件的《松岗小史》（1915年），则是现代四川文学在中长篇小说体式上的初试。曾兰的短篇小说《孽缘》（1914年）和《铁血宰相俾士麦夫人传》（1912年），李劼人的短篇《游园会》（1912年）等，都是以现代白话文为符号载体，宣传现代思想的作品。王光祈、周太玄、李劼人、曾琦等蜀人发起创办《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乃是“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刊物。他们作品均是初期新文学实绩的体现。

“五四”时期寓居京沪的一群川籍青年聚合为“浅草—沉钟社”。资中人林如稷1920年始在北京《晨报》发表短篇小说《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泸县人陈炜谟亦著有小说《狼筅将军》《破眼》《夜》《塞堡》等，重庆人陈翔鹤的小说多收录于《不安定的灵魂》中。李开先小说《埂子上的一夜》在一个绑票事件的叙述中，大量使用蜀中流行的袍哥语言和蜀方言，涪陵人高世华则有《沉自己的船》《绝处逢生》等问世。这批川籍青年作家都获得过鲁迅、茅盾等的赞赏。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评述这个群体说：“他们的季刊，每一刊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着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该群体中的王怡庵、马静沉、陈竹影、赵景深等，也都有作品流传。

青年郭沫若（1911年摄于成都）(www.xing528.com)

古蔺人邓均吾的《白鸥》（1923年）等诗以“清新流丽”（郑伯奇语）、“诗品清醇”（郭沫若语）而被人注意。作者还翻译过海涅诗、《歌德传》等。遂宁人敬隐渔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冰心、落华生、陈炜谟等作家的9篇作品翻译为法文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1929年），由巴黎理埃德尔书局出版。他自己亦有小说集《玛丽》（1925年）出版。仁寿人黄鹏基的短篇集《荆棘》（1926年）收录短篇小说11篇，被鲁迅称赞为“用流利而诙谐的语言，暴露、描画、讽刺着各种人物，尤其是智者层”，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过他的独幕剧本《还未过去的现在》（1928年）。刘涟清先后发表的小说被集辑为《黑屋》（1937年）出版。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正式突破是新诗的确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是郭沫若的崛起，而郭沫若却是在康白情的诗作诱发之下开始创作的。安岳县人康白情自1919年发表《雪后》《先生和听差》等开始步入诗坛，其作品多收于1922年3月出版的诗集《草儿》中。康白情于1920年3月《少年中国》上刊发的长文《新诗底我见》，对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赴日本学音乐后回到成都从事音乐教学的叶伯和，将自己80余首“白描的歌”辑录成《诗歌集》出版，成为20世纪新诗史上继胡适《尝试集》之后第二本正式出版的诗集。他发起组织的“草堂文学研究会”及所创办的《草堂》杂志（1922年），受到周作人、茅盾和郭沫若的关注和称誉。江津人吴芳吉的《婉容词》（1919年）以“新歌行体”的创新试验，兼有通俗畅达与含蓄典丽之长，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共鸣。他自编有《白屋吴生诗稿》（1929年）。他逝世后，挚友吴宓等为其编订《吴白屋先生遗书》（1934年）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乐山人郭沫若（1892—1978），在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开创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在中国现代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领域的大胆实践和模式建构，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而被视为与中国现代文学开山者鲁迅拥有同样的成就、地位。郭沫若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我表现，张扬个性，强调真情自然流露的“直觉”。他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凤凰涅槃》中“凤歌”的雄浑激越，“凰歌”的哀怨婉约，长短错落的诗体和大量排比句式的设置，都贯融着对旧世界的愤怒批判和对新人生的强烈向往。一部《女神》以宇宙为对象的恢宏审美观照，使山川草木、海洋高山、太平洋与长江黄河等天宇苍穹意象并举，庄、老、孔与斯宾诺莎、达尔文、马克思、卢梭等古今伟人同现，以及凤凰天狗等神话传说与轮船火车电报等现代科技交辉，都成为反帝反封建民主自由思想的艺术符号。而《星空》《瓶》等诗集，则是郭沫若对诗体凝练浓缩的新尝试，生命体味的沉思和对青春将逝的迷恋。《战歌集》《前茅》等表现着对“粗鲁的诗”的探索以应和“革命文学”浪潮的需要。散文《小品六章》，用清新、优美、洗练和流畅的文笔，抒发着对青春的欢愉和执着，并流露着特定时代中的凄清苦寂心绪。在20世纪40年代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荡涌中，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就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六部史剧，立足于历史与现实“惊人相似”之点，通过塑造屈原、高渐离、聂嫈姐弟、夏完淳等仁人志士为真理为正义奋斗献身，通过剧中人物爱与恨、生与死、公与私的情感冲突，表现着当时中国“时代的愤怒”。郭沫若在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出版了近200部著述，留下皇皇大论达2400万字，在哲学、史学、文字学、文化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仰视的成就。其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范式，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建构产生着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