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文学繁荣与西蜀才俊-《四川文化简史》成果

宋元易代战争对巴蜀造成巨大破坏，一批文化人纷纷外迁，他们身处“吴中”却在价值选择和文化认同上皈依“我蜀”。元代巴蜀文学创作，主要成就还在“流寓文学”。清人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统计的巴蜀作家，就有虞集、牟、邓文原、谢端、宇文公谅、程郇、支渭兴、王安民、杨如山、师余、任诏、王元明、刘有庆、徐梦吉、 标龙游人等。此外还有袁介、蒲道源、曾允元、任士林、刘天迪、王学文、家铉翁等。青城人杨朝英编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10卷，《朝野新声太平乐府》9卷，是元人选元曲之第一人。《全元散曲》辑有其小令27首。主要肇始于巴蜀西部甘孜地区的《格萨尔王传》，在元代写定完型，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流传。

“元诗四大家”居首的虞集，祖籍蜀中仁寿县，同时代的欧阳玄在《雍虞公文序》中说：“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如获拱璧。”虞集的词现存 31 首，多收录于《全金元词》。千古名句“杏花春雨江南”，出自《风入松·寄柯敬仲》：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明·陈洪绶绘《什庵簪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家蜀西忠孝门，无田无宅唯书存”“蜀山嵯峨归未得”等，都呈现出浓厚的思蜀之情。其艺术风格典雅精切，格律谨严，于精切典雅中见沉雄老练。今存收录其诗、文、词的《道园学古录》50卷和有《道园集》传世。原籍绵州的邓文原，幼年随父亲徙居钱塘，在南宋末参加科考，在“流寓”蜀士中居第一。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书法绘画领域。现存诗文多为奉和酬唱之作，诗集中题画诗较多，文集中又多为碑铭序记。其留存的约130首诗主要收录于《素履斋稿》。元代末成都华阳人费著，其《岁华纪丽谱》开篇即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是研究唐宋元成都社会及民俗的著作。两次入蜀的元初诗人汪元量，现存诗歌480首，其中蜀中诗歌63首见于其《湖山类稿》《水云集》中。元代其他著名文化人如元好问、杨果、马致远、揭傒斯等，都有歌吟巴蜀之作。

《四川通志·经籍志》载，明代蜀人有别集者232家，清蜀人有别集者236家。如明代“著述第一人”的状元杨慎，以及与杨并称“蜀中四大家”的任翰、熊过、赵贞吉，“后七子”成员张佳胤，“闺阁诗人”黄峨，“景泰十才子”成员晏铎，“父子宰辅”陈以勤、陈于陛，明代蜀中唯一的榜眼周洪谟，以小说《效颦集》3卷名世的赵弼，“吴中四杰”杨基和徐贲等。旅居外省的杨基，以原籍为号称“眉庵”并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眉庵集》，则正是出于对巴蜀故土的皈依意识以及对巴蜀文化的认同，诗文中常有“西蜀杨基”“汉嘉杨基”等署名题款。徐贲是“明初十才子”和“吴中四杰”之一，诗有《北郭集》。赵弼的价值在于体现了蜀中作家对小说这一新型文学题材的尝试实践，有传奇小说集《效颦集》。富顺县人晏铎，是明代重要文学群体“景泰十才子”之一，著有《青云集》。铜梁县人张佳胤，为明文坛“嘉靖后五子”“后七子”之一，其诗歌以七律、五律和七言古诗最具代表性，其作品主要见于《崌崃集》。长宁县人周洪谟，著有《南皋子集》何《箐斋集》。方孝孺、薛瑄、王士性、钟惺、冯梦龙、凌濛初等，都以自己的巴蜀书写，为人所重。

被世人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状元出身，满腹诗书的才子气和大胆冲破既有藩篱的豪气，是完成“百科全书”式文化创造的性格基础，如《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全蜀艺文志》是他编辑的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总集。其“博雅宏丽”的诗风和“俊而葩”的散曲风格，以及“以曲入词”现象，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杨慎的雅文学创作有诗、文、赋作品及其他笔记类学术著述，诸如《丹铅总录》《丹铅续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等学术笔记；其俗文学则包括弹词、杂剧、文言小说、散曲和民歌谣谚等，尤其是对于新兴的文学样式如弹词等讲唱文学更是情有独钟。他创作有散曲《陶情乐府》和《陶情乐府续集》，有杂剧《洞天玄记》，有弹词《廿一史弹词》；他辑录了民歌民谣如《古今谚》《古今风谣》等文学作品。杨慎之妻黄峨，擅长散曲，被誉为“曲中李易安”，有文集传于世。杨慎之父杨廷和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等存世。

南充人任瀚，“嘉靖八才子”之一。又与新都杨慎、富顺熊过、内江赵贞吉，合称“蜀中四大家”，其作品主要收录于《任司直诗钞》，著有《春坊集》《钓台集》《任文逸稿》等。富顺人熊过，亦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作品多收录于《南沙文集》。内江人赵贞吉，《明史》载其“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忤”，著述有《赵文肃公集》《赵太史诗抄》等。乐山人安磐的作品流传不多，清代王渔洋惋惜他“风神独绝，而世罕知之”。内江人高世彦，有诗文集《自得集》，清末傅增湘选录的《明蜀中十二家诗选》，共收录高世彦诗歌近百首。南充人黄辉是任翰的学生、为标榜性灵的“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其遗著有《铁庵集》《平倩逸稿》等。遂宁人吕大器是明代末期的“东川相国”兼西南战区总督，亦是极有成就的诗人。李调元《蜀雅》评之为“音旨俱极凄壮，逼似少陵”，著有《东川诗草》《塞上草》《次梅集》《东川文集》。明代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辑录有南充陈于陛的《万卷楼集》和陈以勤的《青居集》、乐山王毓宗的《玉磬山房遗稿》、简州曹日唯的《江园蔓草》等四本诗集。

在清代，成都费密、费锡璜父子“三费”、丹棱彭端淑昆仲“三彭”，罗江李调元和李鼎元兄弟“三李”，遂宁张问安和张问陶及问彤兄弟“三张”，“通江三李”的李蕃、李钟璧、李钟峨，“安岳三张”的张象枢、张象翀、张象华等，皆自成一家，有盛名于当时。家族作家群现象，在清代蜀中尤为明显。他们共同为巴蜀文学再度辉煌争得了莫大荣耀，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仅以不见经传的作家为例，就有刘慈的《鹭溪集》、龙为霖的《松荫堂文集》10卷和《橐驼集》2卷、周开封的《诗影》和《诗铄》、胡超的《军余纪咏》1卷、王清远的《修竹堂文集》、李惺的《西沤文集》、李世棻的《天瘦阁诗半》6卷和《天补楼行记》以及《同沤馆随笔》8卷、钟云舫的《振振堂集》、陈景星的《叠岫楼诗草》等，难以尽叙。康乾时期的郫县人许儒龙，现存诗歌约700首，交往的文友有新繁杨宏绪、杨玉山兄弟，彭县张希先、张学先，华阳毛翥苍，崇宁蔡时田、蔡时豫，温江韩崃等。光绪间绵阳人孙桐生编《国朝全蜀诗钞》，就列有清代蜀中作者362人。(www.xing528.com)

“诗词雄川西”的费密文学成就，主要体现于《燕峰文集》《诗余》《燕峰诗钞》等作品集。作品抒写亲身经历，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文笔清新，朴实自然。费密的《荒书》是关于明清换代之际战乱尤其是他对蜀中社会惨景的亲历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费锡琮的名句“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为世人称道，著有《白鹤楼集》。费锡璜自称“有诗五千，文二百”，著有《道贯堂文集》《掣鲸堂诗集》。遂宁人吕潜是晚明兵部尚书吕大器之子，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有《怀归草堂集》约170首、《守闲堂集》约160首、《课耕楼集》约80首。达州人唐甄，是清初顺治年举人，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其《潜书》以知识分子的卓识和敏锐，激烈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其启蒙思想对文学的个性表现和性灵抒发的启迪作用。遂宁人李仙根，系清代四川唯一榜眼，撰有专书《安南使事纪要》《安南杂记》和《出使安南回朝》等纪行诗词。胡世安、李长祥、李以宁、傅作揖、何人鹤、孙缵 江国霖、李天英、周煌、唐乐宇、杨庚、孙錤、张邦伸与张怀溎兄弟、马士骐、丈雪通醉等，都有大量诗文创作流传于世。绵阳人孙桐生编纂的《国朝全蜀诗抄》，是清代四川诗歌总集。

“遂宁三张”张问陶与兄问安、弟问彤同享盛名。张问陶在文学领域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有《船山诗文集》《船山诗草补遗》等，存诗3500余首、书画作品1000余件；“丹棱三彭”彭端淑和兄弟肇洙、遵泗皆进士及第。彭端淑将清代巴蜀作家作品搜集成集，编就《国朝蜀名家诗钞》，著有《白鹤堂文稿》《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诗话》《雪夜诗谈》等。彭遵泗将传说和文献记录整理为表现“张献忠屠尽川人”的《蜀碧》，常被世人引用。“绵州三李”的李调元、李鼎元、李骥元，以李调元名声最显。李调元为人旷达通脱，性好谐谑，世间流传大量有关他聪慧机敏、文思泉涌的故事传说。袁枚曾赞美他“西蜀多才君第一”。他的文化建树包罗历史、考古、地理、文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画、农艺、姓氏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成果。其在戏剧美学理论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著述，特别是其躬耕于舞台实践的壮举以及“日挈伶人，逾州越县”演出，对“川剧”的发展兴盛，意义极大。《蜀雅》是李调元编纂的一部地域性断代体诗歌总集。[4]

入清以后以王士祯领衔，包括宋琬、杨潮观、吴省钦、王培荀、王闿运、张澍、吴伟业等入蜀诗人，都有大量的歌咏巴蜀之作。

[1]《吕氏春秋·音初篇》：“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

[2]参见邓经武：《花间丽词：巴蜀文化美学的一次聚焦狂欢》，《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7期。

[3]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宗之世。”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4]子规：《巴蜀文化断想》，载《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