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大唐华章与巴蜀之音

从某种角度来说，大唐华章中充盈着浓郁的巴蜀方音。“初唐四杰”是在巴蜀大盆地的游历中唱出唐代文学序曲的，陈子昂的创作标志着唐代文学的正式开始，李白的青春“狂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大唐时代精神。入蜀后诗风大变、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杜甫，饱受蜀中山川景物以及民俗风习的侵染；陈子昂、刘湾的创作，对“边塞诗派”有着启迪和引领作用，李馀、刘猛的诗体试验引发了“元白诗派”跟进和模仿，还有白居易、刘禹锡对夔州民歌“竹枝词”的接受和再创造等，都为中国文学新诗体的问世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城道士”杜光庭剑侠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的先锋意义，还有“蜀戏冠天下”之称的巴蜀戏剧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等，莫不如是。

唐代的“行走文学”聚焦于三峡，在离情乡思之中，更有时代精神赋予的雄奇、壮丽，体现着盛唐文学的飞扬与灵动。白居易看到的是“两岸滟滪口”“巴峡声心里”、戴叔伦惊奇于“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李贺感受的是“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孟郊咏吟着“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刘希夷思考的是“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王孟”田园山水诗派的孟浩然，有《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潼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王维还有《送崔九兴宗游蜀》《送杨长史赴果州》。李商隐先后两次入蜀，在蜀中生活了近5年，创作了《筹笔驿》《利州江潭作》《井络》《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尤其是《夜雨寄北》，已经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名篇。

自初唐射洪人陈子昂开始的唐代边塞诗人，一直都怀有浓郁的“崇汉”情结。他们用如椽大笔讴歌“天汉精神”，包括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的开边拓土的热血意志。这些边塞诗人，既有主政蜀川的高适和在嘉州（乐山）为官的岑参等盛唐达人，亦包括会聚于巴蜀大盆地唱出大唐精神序曲的“初唐四杰”等。“崇汉”的另一表现是巴蜀大赋作家群成为唐代诗人争相追摹的对象和文学创新的价值准绳。人们常将司马相如、扬雄并提，并且常常用这个标尺去检验和品评作家，如杜甫论李白的“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进学解》的“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刘禹锡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会聚于蜀地时称“益州四才子”的王杨卢骆，成为唐代“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引领者。杜审言（杜甫祖父）和杜甫、刘希夷、沈佺期、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白居易、元稹、贾岛、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又如长孙无忌流放黔州、李贤迁巴州、颜真卿贬蓬州、陆贽和白居易迁于忠州、元稹一生最值得一提的好诗和诗歌理论，大多是在通州（今达州）四年里完成的……唐代诗人或漫步巴蜀大地吟咏美景，或抒写巴蜀前贤迷人故事，即如白居易《长恨歌》的“蜀江水碧蜀山青”、韩愈的“蜀雄李杜拔”等。

李白与杜甫、屈原塑像（在成都市浣花溪公园诗歌大道）

被誉为“唐代诗坛的第一面丰碑”的陈子昂，对盛唐文学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标举风骨、提倡兴寄，导引出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创边塞诗派，将时代精神和大唐帝国的盛世状貌表现出来；诗体和文体的创新实验，为唐代文学的体裁形式多元化和繁荣奠定基础。概言之，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陈子昂都表现出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诗歌气象苍凉雄浑，诗思纵横驰骋，语言刚健质朴，即如“回中烽火入，塞上追兵起”（《赠赵六贞固》）、“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赠韦五虚已》）、“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这如《新唐书·陈子昂传》所总结的“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被视为“唐音之始”。宋人刘克庄的《诗话前集》，对唐代文学有着转折拐点贡献的两位蜀籍作家评价说：“太白《古风》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

李白是盛唐时代精神的表现者和代言人，他集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诗人于一身，什么都敢于去尝试、去探究。他的艺术思维方式是把醉态变成生命方式，这就是他为人放诞、文风狂放的内在原因。“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非凡自负和豪言壮语，以及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还有自由奔放的艺术幻想和想象，正是立足于李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敢想敢说、敢爱敢恨、敢笑敢骂，就有了赖以存活的土壤。只有唐代能接受李白的狂荡不羁，而李白则以这种狂荡不羁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表现手法上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无论身在何处，蜀中山水故乡月，巴蜀人生形态和民俗风习都萦绕于怀，难以割舍。“巴蜀情结”催生出如《登锦城散花楼》《蜀道难》《峨眉山月歌》《游子咏》《朝发白帝城》《送蜀僧晏入市》《听蜀僧濬弹琴》等数量颇丰的佳作。其《上皇西巡南京歌》对成都的赞叹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对故乡的自豪之情，于兹可见。杜甫评李白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对巴蜀文学的繁盛和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台湾余光中在其《寻李白》中说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绝非诳语。(www.xing528.com)

杜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即被人们所喜爱的、许多可以脱口而出的作品，还是其蜀中之作。入蜀后的杜甫眼前都是“新人民”和“山川异”，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导致其作品中的“狂”“野”词汇和意象（如碧海掣鲸、百丈青松）开始多了起来，其《绝句漫兴九首》充盈着“颠狂”“轻薄”“狂”“造次”等词语；《江畔独步寻花》七首绝句，亦有“乱”“美酒”“舞绣筵”“金盏”“戏蝶”“娇莺”“骂春色”“骂春风”“骂燕子”“又骂桃柳”等意象。杜甫在巴蜀大盆地生活10年左右，其蜀中诗占其全部创作的64%，这使人们把他视为“半个蜀人”。无论是成都诗，还是梓州阆州诗、云阳夔门诗，都显出他浓郁的巴蜀情结和强烈的革新思想。他在诗歌体式的试验与完善方面，贡献犹多。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标志着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他在五七律上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其“沉郁顿挫”艺术风格的成熟就是在入蜀后完成的，杜甫自己就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韩愈《城南联句》说得更为言简意赅——“蜀雄李杜拔”！杜甫自己也承认巴蜀风物和地域风习以及人文表征对他创作的直接作用，如“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和“陶冶性灵存底物”（《解闷十二首·其七》）等。他因为“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也因为“江山如巴蜀”“全蜀多名土”“蜀酒浓无敌”，遂使他的诗艺突飞猛进。

唐代蜀籍或长时间寓蜀的女作家有武则天、薛涛、黄崇嘏、花蕊夫人、李舜弦，在诗词文创作上皆有不菲的成绩。元代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记录巴蜀才子有陈子昂、李颀、雍裕之、李远、雍陶、薛涛和唐求。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卷十一，给出了一个唐代巴蜀作家的名录：

唐世蜀之诗人，陈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馀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刘蜕射洪、唐球嘉州、陈咏青神、岑伦成都、符载成都、雍裕之成都、王严绵州布衣、刘暌绵州乡贡进士、李渥绵州、田章绵州、柳震双流、阮咸成都、刘湾蜀人、张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处扆蜀人、毛文锡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张蠙、韦庄、牛峤、欧阳炯，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

晚唐“花间词”的出现，昭示出中国文学一种全新的体式“词”正式进入文学殿堂，为后来的宋词大繁荣，开启了道路。晚唐蜀中词人有个人专集者多，温庭筠有《金荃集》《握兰集》，韦庄有《浣花集》，孙光宪有《桔斋集》《巩湖集》，和凝有《红叶稿》，李珣有《琼瑶集》等，此外，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荆台笔偏》，都是记载两蜀词人创作逸事的词学专著，毛文锡的《前蜀纪事》和《茶谱》，亦是巴蜀文化积淀之作。前、后蜀两朝皇帝以自己的创作推波助澜对花间词的勃兴和繁盛起着重要作用。王衍擅作艳丽之词，曾集其艳词为《烟花集》200首，孟昶亦有词作传世，其《玉楼春》就被苏轼再次铺展发扬。这是第一个地域文学流派，作者都是生活在蜀中主要聚集于成都的文化人；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型文学体裁的全面实现，“词”体文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学一种独立文体，流布至今。[2]他们有着明确的创作美学意识，宣称自己的开山创派是“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庶使西园英哲，用姿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花间词人极尽工笔对深闺华美奢侈场景进行铺陈夸饰，宣泄人事飘浮、好景难再的离愁别绪，又在及时行乐思想导引下，以大胆放纵的笔调去绘写男女床笫之欢。大量描绘楼、阁、台、庭，以及屏、帐、枕、镜、被、衾、襦、裙等，并且极尽夸饰之笔，用金、银、玉、锦、珍、奇等极富质感和色彩的语词，去渲染其华丽、精致和珠光宝气乃至于丝织物的细腻滑润，以求最大限度地营造一种美的氛围。《花间集》出版于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它收录了从晚唐到五代间的18位词人的500首词，选录对象是蜀人或长期寓蜀者，除温庭筠、皇甫松、韦庄已卒，薛昭蕴、牛峤、张泌生卒难考外，集中所录者大多还健在。这本同处一城作家的“当代诗歌选”，拥拱着它的，是更多未被选入的有着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体和创作数量。此时，李氏南唐方建国三年，冯延巳尚未成名，李煜年方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