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辉煌：四川文学在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蜀之位坤也，焕为英采必斓”，“天下之山水在蜀”的美丽自然风貌，陶冶铸造着巴蜀人的美感心理机制。中华民族大一统形成的汉代，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都被文学描绘成鎏金溢彩的繁荣昌盛，衍化为司马相如等汉代蜀籍赋家那穷形极相的夸饰、铺张扬厉的铺陈和华美艳丽文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卓文君等，就以大胆冲决的创造进取精神，成为大汉盛世精神的艺术代言人。司马相如有意识地使用夸张、排比、对偶、递进和渲染铺陈，注重描写的精细和体物的准确，运用充满色彩、声响的词语去穷形极相，摹状绘形；行文自由，骈散并用，多用虚字，句末常以虚字结尾，讲求句式的对仗和排比，形成一种强烈的气势和美感震撼力。空间的极度排比，繁细的铺叙、夸张的摹绘，其作品更是成为汉帝国赫赫声威的精神表征。那种“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的盛大气势中，在“一经一纬”所形成的五色生辉、宫商回荡和“纹理交织”的华丽之美中。

《驷马高车》雕塑（邓经武、周胜摄影）

扬雄《蜀都赋》在城市文学领域的开启引领意义、其《解嘲》《解难》和《逐贫赋》等对赋体文学的发展新开拓，而《酒箴》《嘲贫赋》等文体创新的意义在于，文学不再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而可以成为讽刺幽默的游戏之作。王褒的《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及《碧鸡颂》残文以及最早最典型充满诙谐麻辣的游戏之作的《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对后世小品美文的发展影响极大。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得更直接：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蜀中文人以南方文学的浪漫热情和巴蜀文化独异品格，以及那冲破一切藩篱大胆创造的豪气，应和了汉帝国强大声威的时代呼唤，成为汉代文学的霸主。魏晋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把这一切概括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并辞赋之英杰”。其他如因《白头吟》而广为人知的卓文君、以大量试验“铭”如《东观赋》《东观铭》等和《函谷关赋》而知名的李尤等。(www.xing528.com)

蜀人严君平、扬雄的哲学思想，成为魏晋思想主潮“玄学”而大行于世。汉代大赋作家司马相如等的“洿行无节”，以及被嵇康所仰慕“越礼自放”的人生形态，被魏晋人崇尚为“高士”而模仿着。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生命短促危机感，蜀人李密《陈情表》所透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悲音：庙堂的荣华富贵，何如平凡的切实人生？蜀人秦宓、杜微、杨厚、任安、彭漾、杨戏，李密、李兴父子和常璩等，继扬、马、王之流风而崛起。外地入蜀者诸葛亮、刘巴、许靖、陈震、马良，也在为巴蜀文化的繁荣而努力。曾经引发“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在组诗《咏史》中说明自己“作赋拟子虚”“辞赋拟相如”，还感叹过“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等，其《蜀都赋》直接受扬雄的影响。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影响写有两首《蜀道难》和《蜀国弦歌篇十韵》。被《昭明文选》收录“其辞甚伟，为世所称”的《江赋》则是郭璞的巴蜀题材代表作，张载有《剑阁铭》和《登成都楼》。其他还有庾信《别庾七入蜀》、鲍照的《蜀四贤咏》，尤其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都是世人论说巴蜀文化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