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蜀学与易学的交融：四川文化简史

宋代四川是“易学”的发达地区之一，易学研究也是宋代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巴蜀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两次入蜀的理学家程颐曾说“易学在蜀”，这是基于他对四川易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言的，可以此概言两宋时期四川易学的繁盛。这个著名论断，是基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先秦肇始，以苌弘为开端，经由严君平、扬雄而至唐宋以苏门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蜀中文化人研习“易学”的高潮；二是四川民间研习《易》的风气浓郁，因为程颐本人就在成都街头亲历过草根平民研习《易》的事件；第三是虽未明说，但从周敦颐到弟子二程等，都因为一段蜀中生活而与蜀中易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宋代理学和“洛学”的建构，直接或间接地受着“蜀学”特别是历史悠久风气炽热的“易学在蜀”的熏染。程颐自己的感受应该是深切的。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据《宋史·谯定传》载，程颢、程颐的父亲在广汉做官，兄弟二人寻时去成都街头闲逛时，看见街边地摊上一个用竹篾片箍木桶售卖者正在看书。靠近一看，这本书却是《易经》。二程很不以为然，这种人也能读《易经》？就想出个题目为难卖桶人，不料对方先指着书中的“《未济》男之穷”问道：你们以前学过这段话没有？二程才发现对方是治易高手，于是谦逊地请对方解答，并且在答案“三阳皆失位”中极受启发。第二天，两兄弟再次去拜访，街边已经没有地摊和人影。后来袁滋到洛阳向程颐求教《易经》问题，程颐告诉说：易学本来就在蜀中，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袁滋再往蜀中寻求甚久却无所获。这就是二程所说的“易学在蜀”的出处。

涪陵人谯定，“少喜学佛”，后开始学习研究《易》，他的老师即綦江县人郭曩氏。郭在汉代的始祖是严君平的易学老师，郭家历代世传易学。谯定后来去洛阳请教程颐学术问题。第二次进四川的程颐，是犯事被贬到谯定的家乡涪陵“编管”，这让谯定有更多机会与程共同研讨易学问题，也有可能协助程颐注解《周易》。谯定留下的著作很少，但其学术影响却不小。清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列出其学术源流，列为“谯氏门人”的有张浚、张行成、冯时行等，其中刘勉之、胡宪二人都是朱熹的业师。“谯氏再传弟子”有朱熹、张栻、吕祖谦等；“谯氏三传弟子”有蔡元定、黄干、辅广、陈埴、杜煜、陈淳、袁燮、沧州诸儒159人、岳麓诸儒33人、二江诸儒10人、丽泽诸儒67人等；“谯氏四传弟子”有王应麟等。所以清代学者王梓材说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

汉代严君平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弟子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在哲学思想上，扬雄上承《易经》《老子》，下启王充、张衡乃至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唐代治《易》学者成就突出者，推“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的资州人李鼎祚。他撰成的《周易集解》在易学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说明他对象数易学及术数理论颇有研究。资州有四贤堂，祭祀本县先贤王褒、范崇凯、李鼎祚、董钧。程颐是了解四川的这一学术传统的，而且很推崇扬雄，他在《二程全书·遗书十八》中说：“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程颐本人的名著《周易传》，也是在四川涪陵时完成的。

在四川地区研治和传播易学，除上文说到的周敦颐、程颐外，还有邵伯温等人。洛阳人邵伯温曾任果州（今南充）知府、提点成都路刑狱、利州路转运副使等官。他听从父亲邵雍的话，在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末，率领全家到蜀中犍为县落户，生活了约10年，死后亦葬在犍为县。邵伯温著有《易学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这位晚年长期客寓四川的大学者，处于环境安宁、生活稳定条件下，得以从容进行理学研究和易学思考，推出不少学术成果。这里面应该有着“易学在蜀”的因素在起作用。

《东坡易传》书影

宋代四川学者的易学著述，《四库全书总目》作了较为集中的简介，如苏轼父子的《东坡易传》、张浚的《紫岩易传》及其儿子张栻的《南轩易说》、李心传的《丙子学易编》、魏了翁的《周易要义》、税与权的《易学启蒙小传》、李杞的《用易详解》、张行成的《皇极经世索隐》和《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与《易通变》等。这些仅为很少的一部分现存著作，但可从中看到宋代蜀人研究易学之一斑。比如《东坡易传》（《苏氏易传》）是苏轼父子合作的力著，有相当大的影响。苏洵作《易传》未完成，由儿子苏轼续写成“多切人事”的《东坡易传》九卷行于世。苏洵的易学研究对两个儿子有决定性的影响，乃至于有人说“其易学乃传家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说《东坡易传》：“今观是书……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邛崃人张行成在《进易书状》里自谓：“杜门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扬雄之《易》；《潜虚衍义》十六卷，以明司马光之《易》；《皇极经世索隐》二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以明邵雍之《易》；《通变》四十卷，取自陈抟至邵雍所传先天卦数等十四图，敷衍解释，以通诸《易》之变，始若殊途，终归一致。”（载《宋代蜀文辑存》卷四十九）又比如《宋史》无传的龙昌期，所存资料很少，但晏殊说他“博贯诸经”，范仲淹说他“治《易》深达微奥”等，可见在当时的文化名流中，对龙昌期的学术成就评价是很高的。(www.xing528.com)

前面说过，至少从严君平、扬雄等开始，至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易学研究盛行，甚至普及到民间平民。二程在成都街头遇到的“治易”草根学者，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代理学名儒如周敦颐、程颐兄弟等人，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时，都因为有过在四川的生活经历，自然会受到四川学者思想学说的影响。涪陵的钧深堂（旧称普净院）、点易洞、云畏斋和四贤楼等，都是当年程颐在涪陵被“管制劳教”期间研究易学的遗迹。在两年多的涪陵生活中，程颐的理学代表作《伊川易传》（1099年）就在这里最终完成。这都为后来宋代学术汇融的“洛蜀会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

[1]参见江晓原：《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关于古代中外天文学交流的猜测之二》，载《新发现》2007年第7期

[2]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巴蜀史的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3]参见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268页。

[4]参见金生杨：《落下闳学术中的易学因素》，载《西华师大学报》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