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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环境-四川文化简史

时间:2023-09-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严君平(严遵)著述有《易经骨髓》,以占卜耆龟给人看相为谋生手段,“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易学发端于宗教巫术性质的卜筮卦象。李淳风辞官后不留京城也不回李淳风原籍陕西岐州,正是钦慕包括阆中在内的巴蜀大地“天数在蜀”与“易学在蜀”的学术氛围和科技环境。重庆人吕子方教授后来在《天数在蜀》里勾勒了巴蜀易学的发展脉络。

易学环境-四川文化简史

正如蒙文通所说,历法、术数、卜算、阴阳灾异之学,是巴蜀最早的土著学问,是古代巴蜀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体现。春秋时期精通天文地理和星象音律的天文历算学家苌弘最后“归藏于蜀”,其思想学说自然要在蜀中产生影响。大禹治水和李冰都江堰的实践都表明他们精通天文和术数,这是他们治水能够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在中华民族真正大一统形成的汉代,蜀中易学、天文学、训诂学均居全国首位,这得益于严君平的“易学”研究和扬雄“太玄”以及胡安“经学”研究的成果。严君平(严遵)著述有《易经骨髓》,以占卜耆龟给人看相为谋生手段,“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他在解释卦象时常常“因势导之以善”劝化众人,据说曾预测出“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他的《老子指归》对《老子》学说加以阐释和发展,把“道”定义为“无无之无”,认为宇宙从虚无中生出来,也就是“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指归》的哲学思想为扬雄、王弼、成玄英等人所继承,成为魏晋玄学所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的本体论与重玄学的萌芽。易学发端于宗教巫术性质的卜筮卦象。卜筮体现了先民的一种预知未来的强烈愿望,期盼通过某种手段沟通神鬼进而获得一种前瞻性视野与智慧,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在后来成为易学知来藏往的哲学底蕴,令易学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人文历史理性意识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这正如《周易·咸卦·彖传》所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书》记载了当时一位反佛教急先锋“蜀郡卫元嵩者”的事迹,说他“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他“少不事生产,潜心至道,明阴阳历算”,曾经入过佛门,后又换上道袍。他的《元包经》由太阴、太阳、太阴、少阳、仲阳、孟阴、孟、连著、说源十各部分组成,前八部分即按坤、乾、兑、艮、离、坎、巽、震之序排列,是一本标准的“易学”著述。该书被唐代李江评说为:“言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泽焉,有水火焉;言乎之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理国理家为政之尤者。”可见他除了在易学研究的成就外,至少还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天文学家和占卜预测家。宋代的洪迈在《夷坚丙志》书中,记有卫元嵩家乡的风俗:“什邡风俗,每以正月五日作卫真人生日,道众皆会。”《旧唐书·方技传》记载,唐代成都人袁天罡在观测天象预测人间祸福等方面,有极高的声誉。最著名的传奇故事是为武则天看相。当时在四川广元做官的武父,让保姆抱出被打扮成男孩的幼婴武则天请袁天罡看相。袁看到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但又惋惜地说:可惜是个男子,若是女子,以后高贵程度不可限量,必然会是天下之主!《新唐书·袁天纲(罡)传》也有这个记载。

还有类似的故事。唐太宗得悉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便问太史令李淳风。李淳风说:“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太宗问可杀否?淳风回答:“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太宗只好作罢。此事见载于《旧唐书·李淳风传》。《旧唐书》本传还说李淳风“幼爽秀,通群书,明步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因为提议修订《戊寅元历》历法并为改进《戊寅元历》做出贡献而受皇帝赏识,成为执掌天文、地理、制历、修史之职的太史令。这个经历,与落下闳相似。而李淳风的天文学知识,较多地受到蜀人袁天罡的影响。李淳风在朝中为官时与前辈袁大师多有交往,受教多多,辞官后即追随其后,前往阆中拜师袁门。李淳风辞官后不留京城也不回李淳风原籍陕西岐州,正是钦慕包括阆中在内的巴蜀大地“天数在蜀”与“易学在蜀”的学术氛围和科技环境。他辞官后定居阆中并长眠于此,其墓与老师袁天罡墓相邻。(www.xing528.com)

宋代初年的邵雍以象数易学闻名于世,所著《皇极经世》是易学的经典名著,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他所谓的“先天学”。“先天学”及其所本先天图,是间接师承于蜀中名流陈抟的。其再传弟子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把这种学术继承关系解释为:“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这个“先天图”,即乾坤坎离的图式,就是从陈抟的道家易学创始的。所以邵雍在师承陈抟“先天图”后,把陈抟所传“心法”推演弘扬,创立起一套庞大完整的象数学体系,用以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即他自己在《观物外篇》中总结的:“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这大约也是邵雍对蜀中学术文化环境极为推崇的原因,这表现在他要求儿子邵伯温移民入蜀,即《宋史·邵雍传》记载的:“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其实,他的本意,应该像陆游晚年对儿子说的:“蜀风俗厚,古今类多名人,苟居之,后世子孙宜有兴者。”

重庆人吕子方教授后来在《天数在蜀》(载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里勾勒了巴蜀易学的发展脉络。该文首先认为《山海经·大荒经》是巴人的作品,重点又是讲天文,在西南地区流传甚广,“因此,这一带的人历来重视天文,测天之学流传民间。由于巴蜀的天文学是有渊源的,又有广泛的基础,因此,这里成为天文人物荟萃的中心,天文学者像灿烂的群星,从周朝的苌弘起,历代都一批批地涌现出来”。他在另一篇论文《五天廷》里对此进一步论证,认为四川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是中国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吕子方教授早年留学英、日,具有国际视野,也经受过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专攻物理,博及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对四川历史上25位天文学家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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