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研究历史的学问就叫历史学或史学。它存在的意义是“以史为鉴”，让人们科学地总结过去，充实地把握当下，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四川古代的史学文化非常发达，产生过一批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以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摧毁了古蜀国。之后，秦在古蜀地域强力推行秦文化，曾经非常辉煌的古蜀文化灰飞烟灭，以致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虽然我们发现了三星堆、金沙这些了不起的古蜀文化遗址，却因为在文献资料上找不到相关记载，而造成今天关于古蜀文化研究的若干困惑。唯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还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可以稍作凭借。
《蜀王本纪》是最早记载古蜀历史的史书，它是两汉三国间蜀地学者整理和改写的古蜀国传说的辑本。参加过此书整理、改写的学者很多，《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即是说，有八个学者都整理过《蜀本纪》，除题为扬雄所撰《蜀王本纪》因为所辑较完备，曾传于世外，其他的《蜀本纪》均散佚无考，仅见于《隋书》与新、旧《唐书》等著录。
扬雄《蜀王本经》局部（选自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流传到今天的《蜀王本纪》之所以署“汉侍郎扬雄撰”，是因为扬雄的学识和人品，他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还是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扬雄都必然会为刚刚在文字或典籍中消逝而在汉代社会中还有传言的古蜀文化进行寻觅，所以，历史上认定《蜀王本纪》为他所著是有充分理由的。
虽然扬雄等人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是时间最近，但是，诚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所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这一是说明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已经消逝得很彻底；二是尽管只有“三四著名之酋长”的资料，还是“传说”，但这已经是关于古蜀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了，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尽管流传至今天的《蜀王本纪》只有1333字，所记载的古蜀历史很有限，其中还有很多荒诞的不可信的神话，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它是关于古蜀历史的“现存最可靠之纂辑文字”，尤其是其中关于古蜀“五王”、大禹为汶山郡广柔县人、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并约见成都青羊肆、蜀守李冰作石犀等史料，对今天研究古蜀史、大禹与夏史、老子与《道德经》、李冰与都江堰等古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www.xing528.com)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354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在撰述时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许多著作，以记载蜀地历史的《蜀志》而言，便“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2]
《华阳国志》全书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常 璩 将 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常璩塑像（在崇州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汪毅摄影）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幾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学术界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撰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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