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书院与近代教育

宋初到清末的近千年间，书院制度（最早出现于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还传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所谓书院制度，是一种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具有成人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到了清代已大体官学化。据统计，宋代四川主要以私人讲学形式呈现的书院有27所，其中北宋所建为7所，南宋建20所。[5]在这27所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是沧江书院和鹤山书院。南宋名相虞允文之孙虞刚简（学者称沧江先生）在今成都合江亭一带建立起沧江书院后，虞刚简即于此“沉潜‘六经’”达16年，包括他和范仲黼等在内的“二江九先生”及李心传、李道传等在内的知名学者亦在这里“会文讲学”，研讨理学，“相与切磋义理”达20年之久，使与朱熹齐名的蜀中学者、理学家张栻之学获得传播，“大行于蜀中”。鹤山书院则是蜀中另一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号鹤山）在蒲江县建立的讲学场所。他在此讲学近五年，培养出王万、吴泳、史绳祖、高斯等著名学者，还完成了洛、蜀二学的会通；程朱理学也由此得以在西蜀广泛传播。沧江书院是书院学术（时为理学）研讨的代表，而鹤山书院则是书院讲授学术（时亦为理学）的典型。

宋明理学大兴，书院因此迅速发展。但由于明朝中后期几次大规模查禁、捣毁书院，加之清初对书院“不许别创”的抑制政策，以致清初四川书院已较稀落。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诏令各省创建书院。至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书院已有2000余所（一说1396所），四川地区则为394所，数量在各省中居第二位。另一统计数据是，整个清代共创建书院3878所，四川建有书院383所，在各省中仍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浙江，为395所）。迄至同、光之时（1862—1908年），四川著名的书院尚有涪州（今重庆涪陵区）的北岩书院、绵竹的紫岩书院、江油的青莲书院、射洪的金华书院、邛州（今邛崃市）的鹤山书院、蓬州（今蓬安县）的玉环书院、合州（今重庆合川县）的濂溪书院、泸县的川南书院、简州（今简阳市）的通材书院以及成都城区的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锦江书院、少城书院。其时成都郊县知名书院还有绣川书院（金堂）、崇阳书院（崇州）、万春书院（温江）、九峰书院（彭州）、唐昌书院（郫县）。整个成都地区从清初至清末200余年间先后建有21所书院。其中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锦江书院（地址在文翁石室故址）是清代四川地区的最高学府，为“通省教育人才之所”。它作为传统书院的代表，与后起的代表近代书院的尊经书院（分属两个时代教育的典型），共同在四川教育史上留下极富色彩的一笔。

尊经书院是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倡导改革的呼声中创建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忧守制在家的工部侍郎薛焕偕士绅15人条陈于四川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课蜀士。条陈获得四川学政张之洞与四川总督吴棠支持。翌春，规模宏大的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新书院除讲堂、居窒外，还建有藏书楼、尊经阁。张之洞不仅慨然捐俸购买书籍千余卷赠给书院，还专门为书院写了《书目答问》和《

轩

语》。《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书院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共两千余种。《轩语》汇集了张之洞对各地生员的教诫之语，其中许多是作者治学做人的经验之谈。在张之洞的建议下，书院除经史子集外，还收藏了一部分西方图书册籍、标本和仪器。

尊经书院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虽然并没有超出传统教育体制，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式书院为科举预备机构的状况。士子们在这里以实学为目标，不仅研习儒家义理，更讲求经世致用之术，学风也就为之一新。尊经书院是清末四川成效卓著，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其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被各书院纷纷仿效。尊经书院在近代四川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成为旧学向新式教育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是四川近代教育的萌芽。它的历史作用，一是为近代四川培养了大量人才，二是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由于张之洞定下的教学指导思想，加上尊经书院历任山长、主讲都是博学多识的名士宿儒，他们在掌教实践中主张认真读书、深研学问，并以严格的教育砥砺意志，遂使“蜀学勃兴”。四川的知识界开始发生变化，原先封闭沉闷、冥顽守旧的风气开始打破，渐成“人文蔚起”、人才辈出之势。清朝296年间，四川共有进士近800人；其中光绪朝仅30年，进士就有180人之多，这与尊经书院的创设有很大关系。

尊经书院从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虽仅存在28年，却在四川乃至全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培养出四川乃至全国近代化所需的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著名的有：“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中国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四川维新运动领袖宋育仁，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吴之英，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张澜，为民主共和献身的“大将军”彭家珍，功勋卓越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吴虞，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近代中国著名的书法家顾印愚，等等，他们对近代四川甚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革命运动，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还有岳森、刘子雄、胡从简、刘洙源、杜翰潘、方鹤斋、黄芝、谢无量、林思进、傅增湘、刘咸荣、徐炯、夏之飏等大批四川知识界的才俊，都曾受业于四川尊经书院，他们对四川近代社会，特别是四川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四川大学（在成都皇城，即今四川科技馆位置。四川大学前身之一为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是“通经致用”，张之洞主张以“经史”为一切学问的根底，但不拘泥于“经史”，希望诸生关心时务、关心国家危亡，揭露社会危机。19世纪中后期，面对国家多难，人们重视研究“时务”，倡言变法，改良社会。张之洞离开四川后，王闿运继薛焕出任尊经书院的第二任山长。他将湖湘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带进四川，加之中法战争的影响尊经书院逐渐向关心“时务”、传播“西学”方面转化。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尊经书院决定增设“西学”课程，如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考试办法也改用策论，要求诸生对“时务”各抒己见。但由于师资条件所限等原因，这些构想未能实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宋育仁应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他联络维新志士，开明官绅，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意在“开蜀中风气” “昌明蜀学”，宣传维新思想。百日维新期间，《蜀学报》及时刊载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虽然前后只出了13期，却对四川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时，《蜀学报》就设在尊经书院，尊经书院实际上成了四川鼓吹维新变法的“基地”。(https://www.xing528.com)

在维新强国的背景之下，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办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时的四川，不仅维新志士，进步的知识分子著书撰文，四处奔走，为发展新式教育而大声疾呼，而且上下积极响应，努力践行。一时间，四川各地相继兴办起一些新式学堂，主要有：成都的四川中西学堂、成都算学馆、成都武备预备学堂，重庆的重庆中西学堂，蓬溪的崇实学堂，荣昌的新亚书院，广安的紫金精舍、广安官立学堂，遂宁的遂宁学堂、经济学堂，江津的西文学堂，荣县的中西学堂，彭县的经济学舍，江津的算学馆，威远的农学堂，合川的合川书院数学班，等等。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对启迪民智、开通风气、解放思想、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因毕竟地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相对保守的西部腹地，使得四川近代新式学堂的办学时间都不长，数量也不多。尽管如此，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仍将旧教育体制撕开了一个裂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仅有各类新式学堂150余所，学生6000余人；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全省就已有各类新式学堂8700余所，居全国第二；在校学生26.8万人，居全国之冠。

教育是一种影响力量，教育内容的改变必然改变社会的认识结构、价值观念。进入清代下半叶，传统教育背景之下的四川社会，文化守旧，风气闭塞，士林颓废而不思进取。近代教育兴起之后，这种状况大为改变：学堂迅速增多，近代书籍报刊相继出版发行，留学热潮汹涌，工商实业发展，水电光声、军事警政、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比肩到来；还有图书馆、阅报所、戒烟会等等新事物在四川社会层出迭现，这些都是风气和观念转变的结果。而这种社会风气、观念的转变又为四川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宋）吕陶：《经史阁记》，载《全蜀艺文志》（中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996页。

[2]（宋）吕陶：《经史阁记》，载《全蜀艺文志》（中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996页。

[3]梁友君、魏红：《石室印象──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采访散记》，载《人民教育》1999年第10期。

[4]罗志霖：《诸葛亮文集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5]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