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是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和黑暗的时代之一。由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的四川，文化教育已经衰敝，史书说是“丧乱历纪，学业衰废”。这种状况，直到刘备集团入蜀建立蜀汉，国家政务由丞相诸葛亮所掌管、处理后才得到改观。
《三国志·尹默传》载：“先主定益州，领（益州）牧，以（尹默）为劝学从事。”劝学从事这一官职仅见蜀汉所置，具体负责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的安排。可见，刘备集团入蜀伊始，即针对蜀中文化教育衰敝的情况，着手于整个益州教育的恢复和学校的开办了。经过几年的努力，蜀中各级学校已普遍恢复开办。《三国志·先主传》载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时官员们劝刘备称帝的“劝进表”，其中竟有张爽、尹默、谯周三人共同担任劝学从事这一官职，这在历史上是鲜见的，这说明当时对教育十分重视。由于州郡各级学校迅速恢复开办，主管教育的劝学从事若仅一人难以适应，故而需同时设置三人。
正是因为蜀汉统治者尤其是诸葛亮对教育的重视，使仅处西南一隅，在三国中最小最僻远的蜀汉国，在教育与文化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诸葛亮作为丞相而身体力行，不仅在学校教育上有成果，而且在自身修养、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四川最早的系统的“家训”就是诸葛亮留下的。
诸葛亮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一直为后代感佩。他的《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4]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胸襟、远大的眼光，要求子弟从修身养德做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的。他特别告诫子弟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后悔莫及。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
诸葛亮还写有《诫外甥书》，文中有“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等句，意为从小要树立远大志向，有了明确目标，虽然身在浊世也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终成大业。
诸葛亮塑像（在成都武侯祠）
诸葛亮不仅口头上这么说，也要求子弟在行动上这么去做。诸葛亮早年无子，过养其兄诸葛谨之子诸葛乔为继子。诸葛乔娶了皇家闺秀，拜为驸马都尉。可是，诸葛亮却不让他安荣乐贵，平步青云，不但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就是外出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和诸将子弟“宜同荣辱”， 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一道过艰苦生活，经受锻炼。可惜这位经诸葛亮精心培养的继子在25岁时就去世了。当时亲生儿子诸葛瞻已出生，诸葛亮对他也从不骄纵，时时关注幼子的成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直到死的那一年，还写信给他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但是，纵观诸葛瞻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蜀亡时能阵战身殉，应该说还是成了“器”的。更可贵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亦同时壮烈牺牲。无怪乎后世对诸葛祖孙“三世忠贞”赞叹不已。
诸葛亮一生忧国治家，严于律己。《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在生前给后主刘禅的一通表文中，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时说：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可以说是四川，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员财产公示”。诸葛亮在表中说他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云云，是指在占领益州之后，用刘备赐给他的那笔钱所购置的一份产业，一家人就靠此过活。至于他自己在外任职，并没有过多的开销。诸葛亮不因身居高位而随意增加私产这一点，为历代特别称颂。《三国志》本传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
在诸葛亮这种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任事的官吏多能廉洁自律，从而在蜀汉军政界出现了一个廉洁群体。董和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身自清俭，不治产业。蜀郡太守杨洪忧公如家。邓芝做将军二十多年，素俭作风不变，不敛私财，乃至妻子不免挨饿受冻。大将军费祎雅好节俭，家不储财，对待子女极为严格，不让摆将军公子的架子，让他们布衣素食，出入步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继任者姜维忠于职守，好学不倦，清素节俭，住宅简陋，资财无余，不娶小妾，不置声乐，饮食节制，从不浪费，堪称蜀中楷模。
四川最早的家训、家风来自诸葛亮，而影响中国近千年的《官箴》则来自后蜀的孟昶。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病死，第三子孟昶继位为帝。
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史称其“好学为文”，《十国春秋·后蜀二·后主本纪》载他批评因荒淫而失政的前蜀皇帝王衍说：“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朕不为也。”他在继位之初，很有一番旰食宵衣、励精图治的精神，尤其是在得到花蕊夫人之后。花蕊夫人的才思帮助和激励他做了不少闻名于历史的政绩。孟昶实行的扫除权臣，安定内部，阜财节用，起用才士，整饬官箴，发展经济等政治、经济措施的成效是显著的。(www.xing528.com)
在孟昶的前期政绩中，最值得提说的是他为整饬吏治而著《官箴》，颁刻于全国衙署。其箴为：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驰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的这首《官箴》，最早见载于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成都人景焕所作《野人闲话》一书，以后又为宋人张唐英《蜀梼杌》、洪迈《容斋随笔》所载，亦见载于清人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后蜀二·后主本纪》。其虽然只有96字，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对廉政的公开倡导，十分难得，故有人将孟昶的《官箴》称为“廉政公告”。
《官箴》文中有典故四例：“三异”是指因施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祥瑞——害虫不犯境，鸟兽受教化，儿童有爱心；“七丝”指七弦琴，意为国泰民安，可以“鸣琴而治”。换言之，天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官员不必多加操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驱鸡”一语即孟昶把“御民之方”比作赶鸡，主张缓急宽严要适度，过急过严会导致鸡飞，过缓过宽则会导致散漫。“留犊”典出三国故事——魏国的时苗带着一头牛到淮南寿春县上任，后来这头牛生了小牛，时苗离任时执意留下牛犊，他以为牛犊是“淮南所生有”，应是寿春县的财富，不应自己占有。由此可见其居官清廉。
孟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自己提出的“官箴”能以身作则，践行不苟。为以通下情，广开言路，体恤民瘼，他还建立了“匦函”制度，即在公共场所设立铜铸的“匦”箱，号召民众检举贪官污吏，鼓励人们朝廷施政的得失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孟昶曾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民间惊忧，枢密副使郭保贞谏以不可。他欣然接受，当即下令放归民女。
后来宋朝虽然灭了后蜀，但北宋皇帝对孟昶这首《官箴》却极为推崇。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录出（一说为宋太祖录出）《官箴》原文中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颁行天下，作为警戒官吏清正廉洁的《戒石铭》。这16字的意思是：官员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百姓们虽然好欺负，天理却难以容忍。
16字的《戒石铭》被刻石立于各郡县官署“厅事之南”，凡坐堂理事，即可见其16字，“使守令僚佐，触目惊心”，“自修操检，勤政爱民”。宋哲宗亦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县。南宋的宋高宗也推崇《官箴》，绍兴二年（1132年），他诏令要求将黄山谷所书16字的《戒石铭》“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
两宋以后，《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流传日广，成为名言警句。明朝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乾隆《武安县志》记载的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天语坊”等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
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铭下举行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戒石铭的设立，对为数不多的奉职守法的官吏，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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