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学记》。但是，《学记》的广为流行却是在东汉以后，而在《学记》还没有广为流传的时期，系统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学行》已经由蜀人完成。
《学行》的撰写者为西汉末年蜀郡郫县人扬雄。扬雄（公元前53—18年）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是西汉末至东汉初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著有《法言》《太玄》《方言》《训纂篇》等多种学术著作。后世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有极高的评价。《宋史·礼志八》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封扬雄为成都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可知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孔子以下而与孟轲等地位相似的大儒。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可见后人对其评价之高。
扬雄深受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故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与孔孟相似之处，但其中也有许多改革和创新。扬雄的教育思想，在《法言》中多处体现，最集中论述的则是《学行》。(www.xing528.com)
《学行》载于《法言》。《法言》仿效《论语》而著，全书共13卷，标题依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法言》将《学行》作为第一篇，说明《法言》是以捍卫、宣扬孔子及其儒家理论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其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应该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但也不排除作者设问自答的内容。《学行》约1500字，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尤其是在重教、劝学、行道、修德和尊师等方面均有精辟的观点，在论述性与习、学与行、博与约等关系问题上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引人注目者如对功利化应试教育的批判。原来汉代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人才，在调动士人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助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扬雄在《法言·学行》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尔笑曰：‘须以发策决科。’曰：‘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己。’”这段话阐述了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为“道”还是为“利”。世人为什么不尚“书”而尚“经”，是因为“发策决科”的诱导，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就是应试教育。扬雄否定“发策决科”诱导士人“为利”而学习的选拔制度，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批评应试教育的人。应试教育的一大危害就是考什么学什么，不考则不学，这是一种功利化的学习。它必然造成除了所考的知识外，其他知识的匮乏；除了考试的能力，其他能力的缺乏。
总括起来，如果通读扬雄的《学行》，会发现其教育理论有许多很契合现代理念。《汉书·扬雄传》说，载有《学行》的《法言》一书问世后颇受学者重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学行》应该是比《学记》流行得更早的中国教育理论著作。它的价值，至今尚未被学界完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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