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末年，朝廷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此后即发生了对推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翁兴学”。
巴蜀在秦统一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地区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比起北方先进地区的文化来，还是落后。文翁当过郡县吏，为人仁爱，重视教育。他到成都后，深感蜀地虽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物产富饶，但文化不昌，“学校陵夷”，“有蛮夷风”（《汉书·文翁传》），决心从办教育入手，改变这一状况。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这里说，文翁任蜀守后，大力办学，首先选择官员的子弟们入学，然后又派张叔等18位优秀学生到京师长安去向博士学习“七经”，学成归来后担任蜀地学校的教职。这样，蜀地学校大兴，入学者甚多，使蜀地文化飞速发展，几年之间，读书学习的人竟可以与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齐鲁地区相媲美。受蜀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巴郡、汉中郡也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汉朝廷对文翁在蜀地的举措予以表彰，下令全国都向文翁学习，大办教育。所以说，地方办官学，是文翁在蜀地开了个好头。
《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精舍”即校舍。文翁所办学校的“讲堂”是用石料建造，所以称为“石室”；“城南”即成都南门，是校址所在地。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是因为学校有藏书。古代为了防火，在藏书的地方往往以石料筑室。由于文翁石室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文翁“石室”的成都旧址上建立学校，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就是原文翁办学的旧址。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汉书·文翁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为什么文翁兴学能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巨大成功，彻底改变蜀地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呢？根据相关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支撑起教育事业。《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穿湔江口，溉灌郸、繁田千七百顷”。汉初，蜀中初定，由于秦末汉初战乱的破坏，加之汉初几任蜀守均平庸无作为，致使经济疲敝而社会动荡。文翁遂率领百姓在一百年前李冰治水成果的基础上，于今都江堰市东门外分湔江水东北流而过蒲阳镇（此谓“穿湔江口”），转而东南入彭州地界，至丽春乡境与青白江会合，使彭州及新繁（在今成都市新都区，汉时称繁县）过去未能受益的地区，亦可享受都江堰之利而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文翁所做的这件事，其实不仅仅在于多灌溉农田1700顷，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朝廷在蜀中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决心与措施的落实。经过几年的治理，蜀郡面貌焕然一新，史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文翁正是以此为支撑而大办学校、大兴教育。
其二，官府紧缩开支，财政全力支持办学、兴教。文翁在蜀地经济与社会秩序开始好转之际，即因势利导，在社会上兴起办学之风。他在成都大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从财政上划出专项资金，成立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用石料砌盖讲室，说明文翁当时已有意识地于学校集书、藏书，从而开创了古代中国在地方学校（包括官办学校与民间书院）设图书馆的优良传统。(www.xing528.com)
为了加快培养步伐，开阔学生眼界，文翁派出18位学生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向吏师学习律令。财政经费不够，文翁便节省少府（郡掌财物之府）开支以资路费、学费；又用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置备蜀地特产，如有环“金马书刀”（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及细密的蜀布，委托去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带进京赠送给博士，嘱咐他们认真教授这批蜀中弟子。有了地方财政的支持，无论是去京师学习的，还是留在成都石室就读的学生，都可以后顾无忧了。
东汉错金书刀（成都天回镇出土。选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由于文翁办学效果好，数年后，青少年们都“争欲为学官弟子，富子至出钱以求之”，说明当时学校是免费读书的（所以富人为了进入学堂而主动提出缴钱入学）。学校不仅为学生免支学费，而且还替他们免除徭役（汉制男丁每年要服一定时间的徭役）。这后一项，亦表明官府重视教育，舍得出大力气，花大价钱。因为免去一部分人的徭役，则势必会增加财政负担。但文翁主持的蜀郡官府却知难而上，将这一部分负担予以了自行消化。当然，这也说明当时蜀郡官府财政还是有实力的。
其三，以择优录取为原则招收学生，严进严出，又择优分配。文翁招收学生的原则十分严格。他第一次选拔入京学习的张叔等18位学生，都是“开敏有材”的“隽士”，即在道德、学问基础与身体条件诸方面都算优秀的青年。他还亲自对他们进行一番学前教育后，才送出去深造。在成都本地就读者，文翁重在德、智、体的考察而不问出身贵贱。虽然有钱人子弟“出钱以求之”，却还是以此为底线，大致没有降低标准。为了能使更多的合格人才进入学官读书，文翁又将选拔的视野扩大到郡属所有县份，但基本原则仍旧是“开敏有材”。学生学成毕业后，官府则视成绩高下予以录用。《汉书·文翁传》说，“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即成绩最好的可选任郡县官吏，比较好的去教民德行和务农；至于差者如何安排，史籍未载，应该是不予录用。
其四，大力引进中原先进教材，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增长才干。由于秦代实行文化禁锢政策，而汉初数十年蜀郡又“学校陵夷”，广大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对中原先进文化接触不多。文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张叔等18人入京学成归来后，即让他们登上讲台，向学生教授儒家经典、法令及汉语言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北郊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一幅表现课堂教学的图像（现存四川省博物院）。画面上有个长方形讲台，一位教师端坐台前讲学。台下三方分别跽坐着六个手执竹简的学员，其中一人的腰上还挂着用来修改竹简错字的书刀。[3]这大概是学员们在作老师口授课文的笔录。此幅石刻出土时，有人命名为《石室讲经图》，有的则以为是《文翁传经图》，但不论名称怎样，它反映的是文翁兴学时期，文翁石室的学生学习中原儒家原典与语言文字知识的场景，却是没有问题的。
文翁办学，不仅重视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授与引进，而且强调在实践中的应用。文翁在处理政务时，常选拔一些学生来旁听，有时还让他们见习一下。在下县、乡视察时，文翁还常带一些功课好、德行好的学员同行，让他们自由出入各级衙门传达政令。文翁采用这种方法，使学员们能及时接触基层，接触社会，接触对政务的处理，从而能学以致用，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开始积蓄工作经验。从这样的学堂毕业的学生，其实大多具备了应对实际工作的本领，一旦走出校门，即能派上用场。
文翁兴学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一是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接，代代相传；二是文翁兴学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使这一地区（以成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三是文翁兴学将中原先进文化引进巴蜀地区，促成了巴蜀民风的转变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从此，巴蜀社会逐渐融入全国先进的主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中，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发展。即是说，文翁兴学奠定了此后巴蜀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诸方面在全国长达1400余年（汉初至宋末）先进地位的坚实基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