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吕陶在《经史阁记》里讲：“自周道衰微，乡校废坏，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1] 即是说，四川原是有学校教育的，只是因为秦并巴蜀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学校教育才被废弃的。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路史·后纪五》说：“西陵氏曰儽（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因为她教民养蚕缫丝，所以被祀为神。
《庄子·外物篇》说：“苌弘死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学识渊博，是周代的天象学大家。由他在蜀地的故事所产生的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苌弘化碧”说明蜀人非常敬重这位学问大师，这自然也证明蜀人早就有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风气。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的杜宇和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开明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至今还存在的郫县望丛祠就是蜀地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造的。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是商鞅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变法失败后，逃往蜀地，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写下了重要的著作《尸子》。尸佼将他后期安身立命的落脚点选择为蜀地，说明战国时期的蜀地生存环境较好，文化气氛较浓，便于教书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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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以上的教育活动，只能命之为“私学”。私学冲破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私学作为另一种教育形式，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对巴蜀的征服，使这一地区包括文字、文化在内的教育转变为秦文化也就是中原文化的内容；不过，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
秦统治期间，在大量入蜀的移民当中，也有以私学讲授先秦华夏经典及文字的活动。官府有专门机构讲授法律，即所谓“吏师”制度，培养有关官吏。官私手工业生产作坊，则普遍以父子或师徒关系传承技艺。据《史记》记载，居住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他“以琴挑之”的秦移民卓文君居住于临邛，创立太初历的落下闳是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们的读书学习都在文翁兴学之前。这样来看，即使没有后来的文翁兴学，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王褒、严遵这样的文人学者也是会涌现出来的。(www.xing528.com)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在两汉时期，蜀地的私学极为发达。而当官学深入到县、道、邑、侯、乡后，则与私学发生混合乃至结合，这对官学、私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已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无论官、私学，其经学大师的学庐大多门庭若市。
《华阳国志》卷十为《先贤志》，记载了当时蜀中的许多私学大师及浓郁的私家讲学气氛。例如：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总之，先秦至汉晋时的蜀地是全国私学教育最为发达地区之一，产生了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成果，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2]之说。所谓“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蜀学”等，都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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