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后，蜀锦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文化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
隋唐时，织锦、刺绣在蜀地高度普及和发达。蜀地的富裕人家常常衣着锦绣，平民百姓则将闺阁中千针万线刺绣的女红用来传递自己的情思。《隋书·地理志》称“成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宋史·地理志》称唐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织绣不仅是遍及蜀地的生产活动，绣及绣品也频繁出现在文人诗赋当中，代表奢侈、富丽和珍稀。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人，视之为奇珍异物巧匠。
五代十国，中原战事频繁，四川偏居一隅，为蜀锦蜀绣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环境。后蜀人编成以闺中女子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花间集》，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赞女红之盛，温庭筠有“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韦庄有“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毛文锡有“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文人们还借绣品抒发情思，如温庭筠“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顾曾“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等，可探知当时风俗。这种种描绘也说明蜀绣确实在美化、装点着蜀人的社会生活。
到了宋代，成都繁华富丽，为世所称颂，谓“扬一益二”。在宋、元两代，蜀绣的针法技艺得到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针法特点和韵味风格；元末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王，其登基的龙袍是一件蜀绣绣品，胸前用丝线绣出的腾龙采用了锁针、齐针、辅针、掺针、接针、滚针、车拧等多种针法，其晕针针法已经出现了二二针、全三针的雏形，龙鳞绣片平整光亮，掺色均匀，充分展现了蜀绣绣片光亮的风格。
明洪武时在四川设“织染局”，《明会典》记载织染局有绣匠、织匠、毯匠、毡匠等。明代末忠州（今重庆忠县）女将秦良玉蟒袍（秦良玉平金绣蟒凤衫）除蟒纹外，胸背绣双凤，裙角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两侧绣宝相花，有齐针、辅针、接针、对针、抢针，还有平金、镶金等针法，展现了蜀绣当时的技艺水平和特点。明代由于棉织物的大量使用，也使蜀绣的挑花、抽纱技法大大发展 。
清道光十年（1830年），成都刺绣业成立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专门行会“三皇神会”。它的建立，表明蜀绣已从家庭手工制作逐渐向市场化经营发展。其时根据经营的需要，蜀绣业分作穿货（黼黻、霞帔、挽袖及其他实用品）、行头（剧装、神袍）、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三个不同的门类。晚清时，蜀绣业已经形成家庭个体、小作坊和官府经营相结合的格局。至清朝晚期，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
清道光以后，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这以后蜀绣业更加兴盛；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还增添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外，还绣制流行图案。其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
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的画稿，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这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
秦以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蜀地虽多经战乱、变革，但扎根于民间的蜀锦、蜀绣技艺，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仍世代相传。特别是蜀绣，历经两汉、唐宋、明清三个高峰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川西地方特色的针法技艺，最终在清代确立了其在我国传统工艺中的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蜀锦蜀绣被列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因为，蜀锦蜀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蜀锦蜀绣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蜀绣来自民间。在蜀地城乡的院落和闺阁中，妇女们把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世代相传，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蜀绣是中华工艺美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与苏绣、湘绣、粤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同为我国知名的传统手工刺绣，都用针线在软缎或丝绡上刺绣图案或文字。到近现代，中国四大名绣艺人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外行人一般难以区别。业内多数人认为，现代四大名绣最大区别在于各有擅长，如苏绣艺人擅长刺绣家猫、金鱼、乱针人像；湘绣艺人擅长刺绣老虎、狮子；粤绣艺人擅长刺绣花鸟、孔雀等；蜀绣擅长刺绣鲤鱼、熊猫等。当然，由于擅长不同，四大绣在针法、技艺上也是有区别的。
北川羌绣（汪毅摄于“羌绣之乡”北川。羌绣与蜀绣同种同源，堪称“姊妹花”）
[1]《成都汉墓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载《华西都市报》2013年12月17日。
[2]《老官山汉墓再现蜀锦工场》，载《成都日报》2018年1月28 日。
[3]《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徐中舒：《蜀锦》，载《说文》第三卷第七期，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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