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锦”是11种丝织品中最高级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因此一向有“寸锦寸金”的说法。战国末期，蜀郡已经成为位居中国第二位的丝织业基地。美誉度极高的蜀锦与蜀绣，在汉代逐渐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当时，蜀锦蜀绣之名已誉满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当时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蜀绣出于丝织，所谓蚕丝织丝绸，方有缤纷绚烂的蜀锦，进而有在绸缎上作画的蜀绣。这项手工技艺凭借发达的产业，在汉代获得了文人不吝辞藻地激赞和史学家平实的记录。扬雄是西汉著名学术领袖和文学家，他在《蜀都赋》中用“自造奇锦”“挥锦布绣”“发文扬采”等词汇来描绘芳华辉映、光彩流布的蜀国繁荣场面，表明当时的蜀锦蜀绣工艺已相当成熟，绣品与织锦一起并称“锦绣”，是家喻户晓的纺织产品，也是人们公认的美的象征。后扬雄又作《绣补》一诗，表达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汉时关于蜀绣的记载还见于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晋人左思《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这些记载，显示出在汉晋之时锦和绣都是人们心目中最精美的丝织制品，蜀地的锦绣鲜艳夺目，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东汉画像石《织布机》（东汉画像石《兰锜、马厩、酿酒》局部，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出土，成都博物馆藏）
汉代织布机复原图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二号墓葬墓主人是位50岁左右的女性，其棺木底部，陪葬着4部木质织机模型。[1]
4部织机结构复杂，但清楚，其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 60厘米、宽约15厘米。这些织机模型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考古人员还发现织机模型上有用来悬挂综框的绳索。综框是织机的一个重要部件，是由上下横梁和左右侧档连接的带有穿综杆和驱动件的框架。织机有两个综就可以织平纹，有三个综就可以织斜纹。综越多，能织的纹饰就越复杂。其中一台织机模型上有多达四五个的综框。这说明它确系织锦机，已经具备了提花功能。
织机四周散落着15个漆木人俑。他们或立或坐，手臂姿势各不相同。他们是司职不同的织工，正在操作织机；另外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俨然是汉代成都织锦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织工们正在一台台织机前不停地忙碌，一条条华彩丝线纵横交织，一幅幅百娇千媚的蜀锦鱼贯而出。
首次出土的蜀锦织机模型实物，是西汉成都织锦繁盛、工艺精湛的历史佐证。汉代成都是全国闻名的织锦中心。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程度可以想见。(www.xing528.com)
蜀锦织机模型的问世，证明了汉代成都是中国纺织业的一个重镇。人们可以想象诸葛亮建锦官城、“城中遍闻机杼声”的盛况。精妙绝伦的蜀锦，从成都出发，越过平原，穿过高山，通过逶迤的丝绸之路满足了海内外市场旺盛的需求。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蜀锦织机模型的发现，印证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成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2]
据史书记载，因为蜀锦蜀绣的重要性，从秦汉时开始，政府便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对包括蜀绣在内的丝织业进行管理。成都此后便被称为“锦官城”“锦城”。这一方面说明蜀锦蜀绣在当时很发达，对增强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支持蜀锦蜀绣的大发展。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吟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中的“锦官城”，证明了因为蜀锦蜀绣而在成都设置“锦官”这个历史事实。
成都锦官城位置图（选自《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
诸葛亮在他上给后主刘禅的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他对种桑养蚕发展蜀锦蜀绣等丝纺手工业极为重视。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提倡下，蜀锦蜀绣生产空前发展起来，其生产量之大，从蜀汉亡国时库存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3] 的记录，可证明这一点。
汉末三国时，蜀绣与蜀锦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是蜀汉国的经济支柱。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就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今民贫国虚教》） 可见蜀锦蜀绣的生产在蜀汉经济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蜀锦蜀绣经常被用来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以应车战之需，从而成为蜀汉国出口邻国的主要的财政来源。正是因为蜀汉国的纺织技术、刺绣技术的发达，才使作为出口产品的蜀锦蜀绣能够形成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三国蜀汉之世，蜀锦蜀绣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后汉书》中记载有曹操派人到蜀地买蜀锦蜀绣的事情，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引的《吴历》也有蜀锦蜀绣作为礼品送给孙权的记载。 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更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可知江南锦和绣的生产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去的。魏文帝曹丕在日理万机操劳军国大事的百忙之中，还专门挤出时间写了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以倡俭朴。据《三国志·魏书》载，在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送给倭（今日本国）女王的许多礼品中，就列有“绀地句文锦三匹”。当时魏、吴都不生产锦，这应该是蜀锦无疑。可见那时蜀锦蜀绣名声在外，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礼品。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说：“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4]汉晋以后，蜀地纺织业和刺绣业，主要是蜀锦蜀绣的生产，相沿成习，见之于文献记载者不少，其工艺之精、品种之甚，均体现了古代蜀地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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