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秦汉时期以来的南向交通

入汉以后的蜀布之路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一般认为，它以成都为起点，有两条干线，起点均在成都。第一条称作西路（其北段为秦汉时期的“旄牛道”）：自成都西南下，经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冕宁、西昌、会理，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西折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八莫地区，再行至印度。第二条称为东路（其北段为先秦即已开通的“五尺道”）：自成都经彭山，沿岷江南下，经乐山、犍为至宜宾，再经高县、筠连，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再西，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与“旄牛道”会合后经保山入缅甸八莫，西行至印度。东路也可以从昆明经开远、河口，沿红河入越南，经河内出海至印度。东、西两路于印度会合后，再西可通往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从伊拉克分岔，西北上叙利亚、土耳其直至希腊。1944年，中、美等国在南方丝绸之路基础上，最终修通从印度雷多山口经缅北而至中国云南与四川的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5]这条公路，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1945年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支持。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对于沟通中国西南与南亚、中国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往来交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商品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入秦以后，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系统的今四川境内的交通主干线有五尺道和石门道、灵关道和清溪道、僰道、旄牛道、越巂道等。

五尺道和石门道 先秦至唐由四川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道路。其前期因道宽五尺而名五尺道。它在先秦时即已开通。秦统一全国后，遣“常頞略通五尺道”，对其予以整修。以后汉武帝遣唐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整治，直通西南夷，故又称西南夷道。隋唐之际重新修整，改称石门道。其原五尺道北起今四川宜宾，南抵今云南曲靖。重整后的石门道经曲靖再达昆明、大理等处，其因经今四川高县境内的石门山而得名。唐朝与南诏的交通，颇仰赖此道。

灵关道和清溪道 汉唐时自四川盆地通向四川南部及云南的道路。灵关道是汉武帝时开辟的自今四川大渡河南岸，循安宁河谷通向西昌平原的道路。唐代在此基础上扩展成清溪道。清溪道北起黎州（治所在今汉源市西北），逾大渡河而南出清溪峡（在今汉源市西南），溯越巂河谷，越小相公岭，渡金沙江，南入云南大姚，再西往大理。唐肃宗乾元（公元758—760年）时在清溪峡设关，以南控南诏。

茶马古道（属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背茶脚夫（法国方苏雅、即奥古斯特·费郎索瓦1904年摄于天全二郎山）(www.xing528.com)

僰道 汉代从成都通往南中（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道路。《华阳国志·蜀志》载：“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

旄牛道 秦汉间自成都平原通往云南的道路。因途经汉旄牛县（治所在今汉源市北九襄镇）或沿途有旄牛羌聚居而得名。战国秦国时即已开通。自今成都西南下，经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而过大渡河，经越西、西昌、会理而越金沙江入云南，或至昆明，或至大姚、大理。秦灭巴蜀后，蜀王子安阳王携部从数万南徙，大概就是由此道至云南大理，再沿今西洱河（古叶榆水）、礼社江、元江进入越南红河流域的。汉武帝开西南夷时，曾刻意经营此道。东汉中后期，该道一度中断；三国蜀汉时，诸葛亮重开此道。

越巂道 汉初至三国时由成都经彭山、犍为、马边，穿大凉山往四川南境的道路。汉武帝通西南夷时开。因终端为越巂郡治所邛都县（今西昌市），故名。该道或南延入云南。东汉中期，旄牛道阻断，由成都平原下川南的交通多移聚此道。三国蜀汉建兴（公元223—237年）中，诸葛亮分三路进军南中，其中一路由他率经此道入越巂郡。

顺便提及的是，先秦时期（主要是殷周时期）西南商道——蜀布之路的开通，不仅开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大交流，而且也开创了中西人民的侨居大迁徙。印度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调查统计表明，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兰邦，还有17000名羌族人。“那加”（Nagas）意即“龙的种人”。考古学家们考证说：“那加人属蒙古人种，远古时就从中国的西藏和缅甸的一些地区来到印度北部居住。”[6]现在的那加人使用的语言（至少有30种）均属汉藏语系。其实印度东北七邦多为蒙古人种，与古代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与此相应，古代缅甸、印度人民也有在中国境内定居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即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置永昌郡（治所先后在今云南云龙县及保山市），“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僄越即汉代对缅甸的称谓，身毒即印度。永昌郡的这些缅甸人、印度人，当然不会是当时即移居于此的，想必亦是“远古时”通过西南商道的途径侨居于此的缅甸人、印度人的后裔。所谓“远古时”，当指商周之际的古蜀文明时期或稍后；因为，在此之前，这两大地域的人民大致还互不知晓，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尚未达到吸引彼此易地侨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