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及青铜冶铸业的发展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铸出铜器后取出的模具（范土）碎块（即所谓“红烧土”）以及大量熔炼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炼渣（铜渣），这表明三星堆遗址就是所出大型青铜器的作坊或工场。那么，它们的青铜原料来自何方呢？须知成都平原是不产铜的，不过《华阳国志·蜀志》却说，蜀地“其宝则有……铜、铁、铅、锡……之饶”，“家有盐铜之利”。据该书的记载，汉晋时期今荥经及西昌一带有铜矿，现在西昌黄连观发现有汉代的冶铜遗址。它们似有可能是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当然，距离有数百里之遥。而据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其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曾中懋先生也分析说：三星堆青铜器的铅，来自云南。这无疑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具有比较发达的运输能力和通商能力。而与此相应，这时的古蜀人从采矿、运输到配方、冶铸，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生产体系。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即在巫山县（今属重庆市）双堰塘巴人遗址南侧的大宁河里发现有一个堪与三星堆古蜀文明媲美的青铜尊以及古铜矿遗址与冶铜遗迹。我们结合其他资料分析后认为，早在商周时期，巴蜀地域就已形成了一条铜文化带。其东端在巫山腹地（可顺江延至长江中游的今湖北大冶市的铜绿山），西端则在重庆铜梁山—铜罐驿。

左思《蜀都赋》有云：“外负铜梁于宕渠。”据任乃强先生《四川上古史新探》的考证，今重庆直辖市境内的华蓥山脉，古代产铜，古称铜梁山。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置铜梁县，乃因山名。汉时尚能产铜。其铜用人力运至长江，舟运出川。今长江边重庆市巴南区“铜罐驿”（疑为“铜官驿”之讹），即古铜官监运处。

正是基于商周时期从重庆铜梁山—铜罐驿至巫山腹地的这条铜文化带的存在这个事实，基于古蜀人与古巴人所结成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除了来自古“蜀布之路”上的川西雅安地区的荥经以及云南外，还可能来自这条以长江为依托的铜文化带。杨华先生更认为：当时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还包括巫山以远即长江中游地区。“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了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这条天然的水道溯江而上，穿过三峡（长江三峡地区的航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通）来到重庆，再沿涪江、沱江、岷江等河流进入川西。由东边长江中游而来的不仅有相当数量的矿料，同时也可能有大批的冶铸青铜器的艺术工匠。他们与古蜀地居民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西南的文明史。”[3]

三星堆青铜半跽人像（江聪摄影）

孙华先生主张三星堆两坑年代属殷墟一期左右。他认为：

实际上，如果不囿于四川一隅，放眼看一下商代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于南方长江流域的影响情况，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兴起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商代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以商文化为主体。

商文化在二里岗下层期偏晚阶段，商文化迅速向外扩展，到了二里岗上层期，其分布区就已东到大海，西入关中，北越长城，南过长江。商文化分布区的急剧扩展，反映了商王朝的强大和昌盛。繁荣的商文化，尤其是其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给周围邻近诸文化以强烈的影响，导致了这些文化区青铜业的兴起。二里岗上层期以后，随着商王朝的逐渐衰落，商王朝周边方国的日益强大，商文化分布区也日益缩小，诸方国文化逐渐繁荣。与此相适应，各方国（尤其是南方方国）的青铜冶铸业也飞快发展起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商代地方文化的大件铜器是江苏江宁县塘东村殷墟一期的铜铙；在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吴城文化在殷墟一期前后（即吴城文化第二期）达到了顶峰，著名的新干大洋洲大墓就属于此时；在长江上游，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属于殷墟一期左右，这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反映。[4](www.xing528.com)

孙华先生此论，意在说明三星堆青铜文化属于商代青铜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既包括铜料的供给，也包括冶铸技术的传播以及携带这些技术的青铜工匠的到来。这个观点，实际与杨华先生所论大体一致。在没有获得有力的反证材料之前，孙华、杨华二先生之说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古蜀工匠在青铜业上的首创精神，认可古蜀人对中国青铜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商代后期，青铜文化审美艺术及铸造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以安阳殷墟、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业仍主要以制造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礼乐器为主；成批制造青铜人像乃至形成青铜雕像群的记录，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揭露以前，还未出现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四川先民创造伟力与通天梦想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大批青铜雕像，才会“一醒惊天下”，对整个考古界、美术界、冶铸工艺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显而易见，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人类雕塑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最直接的意义，是将典籍所述发轫于秦始皇“钟金人”的中国青铜人像造型艺术史，上推了近1000年；它填补了中国造型艺术史上早期无青铜人体艺术品的空白。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外考古界、美术界、冶金界等，才将对中国商周雕塑艺术及青铜文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被视为“文明发生、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西南地区。

[1]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载《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10月。

[2]参见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载《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3]杨华：《对川西地区早期青铜器铸造原料来源问题的研究及其认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4]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续）》，《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