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农业的发达,加上盆地的形胜之便与长江水系数千年的云水滋润,养成了四川农耕文化自适自乐、优哉游哉的浓郁诗意。而显示这个诗意氛围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近年来学者常提到的林盘文化——它同时也是四川农耕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四川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复合的生态文明。
清人王培荀在其《听雨楼随笔》卷一《绵竹竹枝词》条下自注说:“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此处的楚民,应是清初辗转入川的湖广移民。他们大致受到当地原住民的影响,也以家庭为单位,植竹蓄竹,构成一家一户独处自足的林盘环境。所谓林盘,就是竹木围绕的院坝。竹木蓊郁,密密匝匝,既护院护家,更养目养心。这里的竹木主要指竹,也包括楠、柏、桤及黄葛树等高大乔木,但最为常见者还是竹。
四川是竹的一处密集地和原生地。目前竹林面积1700万亩,[14]接近全国竹林总面积(6315万亩)的27%;竹品种400余种(以世界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景区——蜀南竹海为例),占全国竹种类(500余种)的80%。无论竹林面积或种类,四川都雄踞全国第一位。这还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林木被大量砍伐情况下的统计。可以想象到:在数千年前的巴蜀地域,竹林更当处处入目,铺天盖地,笼罩四野,最能充分体现大自然——造物主的雄浑伟力。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古籍里寻到一些证据。《华阳国志·蜀志》说“岷山多梓、柏、大竹”。《汉书·地理志下》则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后汉书·公孙述传》也述巴蜀:“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
川人自古好竹养竹,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强烈的竹崇拜意识。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诗中吟道:“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的吟竹诗,代表了自陈子昂以降,中经李白、杜甫、薛涛以来巴蜀文人的普遍的竹崇拜心态。巴蜀文人中最早自觉构架以竹林为林盘形态的是杜甫。他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在成都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之初,首先就去寻觅绵竹县修直娟娟的绵竹来打围。他出蜀后曾写过一首题为《杜鹃》的诗怀念以竹为伴的岁月:“我昔游锦江,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巴蜀文人的竹崇拜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巴蜀地区的农耕文化,促成了后者生活内容的改变或丰富,以及精神底蕴的充实与提升。南宋诗人范成大《新津道中》诗云:“雨后郊原净,村村各好音。宿云浮竹色,青溜走桤阴。曲沼擎青盖,新畦艺绿针。江天空阔处,不受暑光侵。”该诗描写四川乡野林盘星布,竹云如盖的宏大气势,给人竹色竹香、心旷神怡的美妙体验。明人何宇度在《益部谈资》卷中也写道,“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树蓊蔚”;“桤木、笼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爱”。
如今在盆地内的丘陵、平坝以及盆地南部、西南部边缘地带,竹林(以慈竹、楠竹为主)密布,漫山遍野,郁郁葱葱,蔚为大观。川西坝子以及川南、川东丘陵地带农家,更是家家户户植竹、蓄竹,以竹为邻,以竹为业(副业或专业)。“一半翠竹一半田,竹林深处闻鸡犬。清泉清清竹边过,竹下老者编竹鸳”,正是旧时四川农家生活的普遍写照。1987年,江安县留耕乡发现一尊明代(一说为元代)竹公神像(现陈列于江安县夕佳山民俗博物馆)。神像为白砂石圆雕,高77厘米,坐式,着袍戴冠,慈眉善目,胡须齐胸,双手并握“如意”。像的底座正前部镌刻“竹公神像”四字。据了解,旧时宜宾地区,每逢农历七月十八,竹编行业都要举行聚会,在自制的“竹神位”前焚香燃烛,顶礼膜拜。这座竹公神像,或许就是古代蜀地竹编工匠们的行业神像。
目前在川西坝子不少农家还保留有祭竹习俗;但已无偶像,且程序简捷:除夕当晚,在清扫净的屋后林盘(竹林坝)内,三五步燃香一炷。长辈率家人向竹祭拜之后便由做母亲的向孩子贴耳小声传教一首祷词。孩子遂上前摇动嫩竹,同时反复诵唱祷词:“嫩竹妈,嫩竹娘,二天(即今后)我长(zhǎng)来比你长(cháng)……”川北农村旧历正月十四也有祭竹风俗:这天,孩子们一窝蜂地钻进林盘内,寻找到一根秀劲挺拔,才露枝叶的嫩竹,一边摇动一边唱道:“十四节,摇嫩竹。嫩竹长(zhǎng),我也长;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四川边远农村有的则是正月十五祭竹:是夜,长辈驱使孩子去竹丛中挑选到一根去年长成的健壮青竹,在与头并齐处,扶着青竹摇动,一边摇一边唱:“摇竹娘,摇竹娘,你也长(zhǎng),我也长。旧年是你长,今年让我长,明年你我一样长(cháng)。”
成都平原林盘小景(摄于20世纪70年代。选自《四川画报》)
四川竹文化源远流长。上述在成都平原及盆地其他地区林盘里的仪式与祷词,无疑带有远古巴蜀竹图腾祭祀的烙印;只不过其宗教性已被淡化,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在孩子眼中,甚至还可能视之为一种嬉戏哩!当然,从形式上看,远古的竹图腾祭祀是可以当作一种嬉戏活动的。这主要表现为其与竹图腾歌舞的紧密相连。公元前11世纪“以凌殷人”的巴师歌舞和公元前206年—前205年跟随汉高祖平定三秦的巴族板楯七姓子弟的巴渝歌舞,大致就属于这种竹图腾歌舞;因为那时他们手中似乎都持有竹枝——这种竹图腾部族的标识。清代王士祯在《汉嘉竹枝词》中对这种竹图腾歌舞曾有过描写:“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三郎即竹三郎,汉代夜郎王(即竹王)第三子。
四川竹文化与林盘文化相伴相生,亦是林盘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旧时四川农民大都独家独户(也有数家连户),以竹丛相围,形成一个小林盘;又依河傍水,以数个或十几个小林盘形成大林盘(即为大片竹林);小林盘之间有小路相连,有溪流潺潺,鸟啭莺啼。无数个大小林盘星罗棋布般镶嵌在川西坝子的彩色原野上,镶嵌在盆周的红土丘陵间,组成四川大地活泼丰腴的肌理,成为四川农业、四川乡村的一道旖旎灵动的风景线。四川乡村千百年来大都以家庭小林盘、家族大林盘(包括同姓和异姓)为聚居形式(也有独家独户的散居形态),既有自家的独立空间,日出而起,日入而息,自立自强,悠闲自得;又有具有约束力的乡规乡约,以教化自治,和谐共处,守望相助,共荣共辱。四川林盘文化的这种特性,大大有利于以都江堰水利网络为代表的自流灌溉形态下的良田沃土的精耕细作;也大大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主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屈子娟绘《竹海女神》(传为唐代长宁州即今长宁县民间祀神。图据2005年长宁发现唐代“竹海女神”木雕绘制)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15]四川林盘文化是四川农耕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反映出四川两三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诸多特性,而其中最本质的一点则是乡土性,是四川人民与养育他们的四川乡土的深厚感情。旧时大的林盘有的设有宗族祠堂、私塾,甚至有宫观、庙宇;也还有父母的慈祥,长老的严厉[16],塾师的冬烘,家谱的续写,祭神祭祖的虔诚,诗书琅琅的清脆童音;又有少时的恶作剧,兄弟姐妹的打闹,与小伙伴们藏猫猫、骑竹马、过家家的乐趣……从这个角度看,旧时的林盘文化就是乡土文化,属于乡土社会,是乡土四川、也是乡土中国的珍贵记录。人们在林盘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恋恋过往,刻骨铭心。有的人从林盘外出谋生、学习,发达了,但老了还是回到林盘,叶落归根,了却思乡之情。四川乡村的一座座林盘,散溢出泥土悠绵的芳香,承载着无数游子厚重的乡愁。
[1]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2]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
[3]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www.xing528.com)
[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6]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7]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2页。
[8]汉代扬雄《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唐初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今阿坝州汶川县、绵阳市北川县皆有石纽山等大禹遗迹。
[9]冯广宏:《李冰蜀地羌人说质疑》,载《文史杂志》1992年第3期。
[10]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之四十七载元人揭傒斯《赐修蜀堰碑》云:都江堰“北江(即郫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
[11]《汉书·东方朔传》言关中:“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唐人颜师古注:“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富饶,是以谓之陆海也。”
[12]按《周礼·春官·天府》的记载,“天府”本是负责珍藏国家重器、宝器与重要文书档案的职官称谓,也是珍藏这种重器、宝器与文书档案的国家宝库之名。后人遂以“天府”作为地域的美称。凡是藏聚财富、物产富饶且形势险要之地,便可借称为“天府”。
[13]统计数据参见贾大全主编《四川通史》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14]据新华网四川频道2014年5月29日黄倩报道。参见搜狐网2014年5月31日。
[15]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6]费孝通先生说,旧时的乡贤——长老掌有教化的权力,可谓“长老统治”。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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