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在四川实现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四川（主要指剑南道，后分为东、西两川）经济和江南经济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诚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所述：“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这里的“扬”，指扬州，为江南最富庶地区，唐辖境相当于今江苏扬州、泰州等11市县；“益”指作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地区。因为成都地区经济的繁荣堪与扬州媲美，所以当时广泛流传着“扬一益二”的说法。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入蜀，利用蜀地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颋，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等。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宰相回翔之地”。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即制定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将南方各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后蜀列为进取的首选目标。《宋朝事实类苑》卷一记宋太祖对太宗言：“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从剑门关及三峡两路入川，于翌年正月灭后蜀，然后将府库财货以舟运车载，径送京师，“号为‘日进’”，一直搬运数年才将“孟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

宋太祖平蜀后，先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置西川路，治益州（今成都市）；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又分置峡路（又称峡西路）；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重并为川峡路，仍治益州；咸平四年（1001年）分川峡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川峡四路”或“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南宋初即简称“四川”。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合四路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这是“四川”建省之始。

宋、元时期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特别激烈、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与全国其他地区（如北方）相比，四川地区仍然维持着一个大体安定的社会局面，加之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发展生产的重视，使得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从而超过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一个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充裕的战略大后方。但蒙古攻蜀，使四川经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在整个元代都没有恢复元气。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在空前的战乱打击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封建统治者相应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的结果，促使四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万历《四川总志》数据的统计，万历六年（1578年）这年，全省官民田土共计134829顷67亩2分4厘；全省产粮食9.46亿斤，平均每人300余斤（当时人口310万）。到了清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已远超明万历时的水平。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二说：当时“川省产米素称饶裕，向由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均赖其利”。四川与江浙、两湖的水稻生产，在全国形成鼎足而三之势。清代四川的农业生产，在平原以种水稻为主，丘陵地带则多种玉米、红薯等杂粮。杂粮除食用外，亦用来喂猪。川东一带多养“白豕”，即荣昌猪；川西一带则以黑猪，即成华猪为主。由此奠定下后来两百余年间“粮、猪安天下”的初步局面。(www.xing528.com)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农业持续发展，耕地面积增加迅速。1912年民国建立初，四川耕地面积为5610.4万亩；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包括西康省）已有耕地10459万亩。1932—1936年，四川仅稻田就有3000余万亩，稻米年均产量862475万公斤，居全国第二位；粮食（包括小麦和杂粮）年均总产量1749660万公斤。当时全省人口总数为50766336人，年人均产粮344.65公斤[13]，属于全国先进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富庶的四川承担起全国赋税的主要部分，8年间负担国家财政开支约4400亿元（法币）。其时国家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四川负担接近全国总支出的1／3。在出粮方面，仅以1941—1945年计，国家向四川征获稻谷达82285990市石，占全国38.5%；与全国征获谷、麦总量比较，占31.6%。1935—1940年，四川先后修筑川黔、川陕、川湘、川滇4条公路干线，在川境征用民工250万人次。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又在新津、彭山、邛崃、广汉修建、扩建4个轰炸机场，在成都、双流、温江、德阳、梁山新建或扩修5个驱逐机场，共动员50个县150余万民工。8年间，四川累计动员民工近50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和盟军行动。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3吨。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1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来川的难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8年的全民族抗战，四川输出兵员最多，除先后6个集团军外加2个军、1个独立旅计40余万人出川抗战外，还向正面战场输送302.5万余名壮丁，占全国1／5强，以至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8年出川将士累计伤亡、失踪64万余人，占全国1／5。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特发表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充分肯定四川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称赞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市人民公园。汪毅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