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天府之土，天下富庶

在都江堰建成之前，虽然四川的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在成都平原上的农田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数广种薄收。都江堰把奔腾不羁的岷江水引来，立即在广袤的原野上掀起了开垦农田的热潮。很快，获得水利滋润的田亩，竟然超过了100万亩；每到秋收，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间地头、百姓心头。巨大的农业效益，为秦始皇统一天下，乃至后来楚汉相争刘邦的胜利、汉初的战略稳定，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辅助。在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中，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东汉建安时期（公元196—219年）的益州治今成都市，辖地比今四川及重庆要大。因此，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关于称四川为“天府”的第一次记载，更为重要的是它出自尚在南阳躬耕的作为一介布衣的诸葛亮之口。这说明当时关于蜀中经济形势远优过关中的观点，已经形成并有了传播。

过了一百余年，东晋著名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则明白写道：“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府’也。”“陆海”[11]“天府”[12]这两顶标举物产富饶、仓廪充实的华丽桂冠，便迁转易主，最终落地西蜀。

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崇州市）人，他对家乡的爱是真诚的、热烈的，而他的文笔则是认真的、理性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在那里面，他忠实地记录了李冰治水的历史伟绩，说都江堰的功劳不只是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的农田，还使岷江上游砍伐的竹木，也能顺水漂流，直到成都集散，“功省用饶”；同时，引水枢纽还有分洪减灾效应，故被时人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李冰治水的另一个意义是“穿二江（郫江、检江）成都之中”，“以行舟船”，促进了长江沿线的物资交流与人文交汇，实现了西蜀与全国的战略对接和融合，使岷江成为古代蜀人冲出四川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今天的川人之所以将李冰纳入“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列（居次席），原因即在于此。

都江堰灌溉区域图（1937年绘制）

在东汉之前，“天府之国（土）”的美誉原本是为关中平原享用的；但到了东汉班固写《西都赋》，已在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它的潜台词是说当时蜀地之富已超过关中。不少史书对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富都有描述。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便径直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雄复说公孙述，更盛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在东汉人物眼中的巴蜀，之所以一跃而为天下富庶之区，不用说当缘于战国末的蜀郡守李冰所修都江堰在两百余年间的强大功用；除此之外，还有蜀地铁工具的普遍使用、耕作技术的普遍提高等原因。

汉代的巴蜀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广泛推行精耕细作的先进技术。在彭山、新都东汉墓中，出土过一种陶水田模型，呈长方形，中有沟渠，渠中养鱼。两边是稻田，田中密布秧窝。这说明那时已很注重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从四川各地汉墓所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汉代巴蜀的农民已经掌握了设埂、分区、供水、排水等技术。稻田一般分为若干小区，有供水口和排水口。这不单是为了操作、管理的方便，更重要的是能使每块秧窝都能承受相等的水位。那时的农民已拥有施肥、除草、收获等方面的丰富经验。(www.xing528.com)

汉代四川的气候与现在相比，气温略高，雨水充足，适宜种植水稻。所以四川农业自汉代起就以水田种植为主，除种水稻外，还种芋等。汉代巴蜀农民在水利建设方面主动性较强，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充分利用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二是挖蓄水塘，贮存雨水；三是凿井，取用地下水。

由于水利的兴修、铁器的广泛使用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使得蜀地的农作物产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晋间“绵与雒（今绵竹、广汉一带）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换算成今天公制，这大约相当于亩产390～580公斤，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西晋左思《蜀都赋》描绘魏晋间成都平原的风光：“沟渠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米莫莫。”

汉晋时的巴蜀地区已然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汉朝常调巴蜀的粮食赈济灾荒。按《汉书》的说法，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高帝纪上》）。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货志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秋九月，又下诏“今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武帝纪》）。

东汉画像砖《芟草播种》（德阳地区出土）

巴蜀地区的园艺业、畜牧业及养鱼、养蜂等副业也很发达。《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有“桑漆麻纻之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不仅有桑蚕丝绸、茶叶美酒，柑橘的生产尤为著名。左思《蜀都赋》说“户有橘柚之园”，这说的是柑橘种植的普遍。西汉朝廷甚至在巴蜀特设橘官，专门管理柑橘生产。南安（今乐山）的黄柑橘（即今广柑）“大如升，色苍黄”，是有名的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文中橘首列蜀地，足见其在全国影响很大。《华阳国志·蜀志》总结两汉蜀地经济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在以后差不多两千年的岁月里，四川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和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是历代中央王朝重要的库粮和赋税来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