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蜀志》说，在鱼凫之后，代之而起的杜宇王“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王是古蜀鱼凫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但他并不是蜀地土著。《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说，杜宇是朱提男子。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里考证说，朱提“在今云南昭通，是万山丛中一幅海迹平原，海拔两千公尺以上的可耕之地。……杜宇实华夏人亡命至朱提，实以农艺技术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7]。而农业考古证明，云南的稻作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同样灿烂悠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按来敏《本蜀论》的说法，杜宇是与江源（岷江河源）地区女子联姻而进入岷江河谷与成都平原的。《华阳国志·蜀志》则讲，那位江源（有人认为江源当为江原，即今崇州地）女子名叫梁利，亦来自朱提。不管怎么说，在鱼凫之后，有一支外来部族进入了蜀地，带来了云南先进的栽培水稻及其栽培技术。而杜宇很有可能就是云南朱提人，是云南稻作文化的传播者。他带入蜀地的这支部族，当是农耕部族。正因为杜宇氏教民务农，带来了先进的全新的生产方式，赢得蜀地上下的普遍尊重，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鱼凫王朝的统治核心。
蜀地古史传说还讲，杜宇王（即望帝）教民务农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要抓紧天时、季节，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当时蜀地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挂念人民身遭祸难，但却苦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后来，杜宇王任命从荆地来的鳖灵为相，让他负责治水。鳖灵不负重托，带领人民凿玉垒山，开金堂峡，把岷江水分流入沱江。
这些传说表明，当时为了宣泄成都平原的洪水，保持水流畅通，鱼凫王朝的杜宇王与他的相国鳖灵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大量的颇见成效的工作。《水经注·江水》还讲：“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即鳖令，又作鳖灵、开明）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按照《华阳国志·蜀志》及《水经注·江水》的说法，杜宇王因为鳖灵治水有力，才干突出，便主动让位给他，自己退隐到成都平原以西的山区，即西山（有学者说就是玉垒山）。鳖灵就是丛帝，又叫开明帝。古蜀史上的鱼凫王朝就此结束，由开明王朝开启新篇。杜宇禅位之时，正是早春二月田野里杜鹃鸟鸣叫的时候，人民思念故君，于是又生出了诸如“杜鹃啼血”一类的哀婉故事。郫县杜鹃村的老农就说：“杜鹃鸟是杜鹃王变的，万年历就是杜鹃王所造。”他们指的杜鹃王就是望帝。他们继而还将许多学者认作鱼凫造型的鸟头柄勺，释为杜鹃鸟造型。而鸟头柄勺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还真像杜鹃头哩！至于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一件铜鸟形象，则更与杜鹃鸟相似。这大致可视作杜宇氏曾入主三星堆蜀国的一种实证吧！
青铜鸟头（三星堆遗址出土）
在传说中的古蜀国诸王中，杜宇王应该说是最深得人心的。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得最多、最广、最久。在川西老农的嘴里，经常念叨着他生前如何爱护人民，如何教人民种庄稼，他死后又如何痴心不改，依旧惦念着人民的生活……所以他的灵魂才化作了杜鹃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地鸣叫。人们都知道这是杜宇王的声音，把这种鸟直呼作杜宇，或叫望帝，或叫催耕鸟、催工鸟以及布谷鸟等。所以，旧时成都平原的农民都视杜宇王为农神，为川主；每到春耕季节，都要先祭祀杜宇王，然后才开始耕作。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及关于杜宇、鳖灵的民间故事，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稻、菽、黍、稷等农作物。《山海经·海内经》写道：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www.xing528.com)
“播琴”犹言“播种”。素女是古史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天谷（今名玉女洞）的一个神女，后来成了黄帝的侍女。素女素爱音乐，最喜欢弹瑟。据说伏羲时代作的瑟是50根弦，弹奏起来，音调过于悲哀；黄帝听了，忍受不了，便叫人把50弦的瑟减少一半，成为25弦的瑟，让素女替他弹奏起来，这样才觉得心里好受些。素女所在的青城山附近，就是“都广之野”（杨慎考为今成都；曹学佺则谓在成都附近双流境），天梯建木便生长在这片原野上。这里乃是后稷埋葬的地方，物产丰饶，各种谷物自然生长，米粒白滑像脂膏，还有鸾鸟唱歌、凤凰舞蹈等奇妙的景象。
对《山海经》的这段记载，段渝君认为，三星堆古城为古蜀王都，正是蜀国的“天下之中”，其使用年代，从早商一直延续到周初。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海内经》关于蜀都的记载有一定依据，它关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农业兴盛的记载是可以凭信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稻、菽、黍、稷，大多品种优良，被人奉为上品。正因为如此，成都平原才被视为先秦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以其富饶而为人向往。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37枚动物牙齿，全系猪牙和鹿牙；亦出土有众多的家养动物陶塑像，如猪、绵羊、水牛、公鸡等；出土有六鸟三牛尊、三鸟三羊尊等青铜制品。在川西平原的其他商周遗址也出土有以猪为主的大量家养动物骨骼。它们反映出那时以三星堆—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的农业全面发展的盛貌。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亦多种多样，有炊器、食器、饮器、贮器等，如杯、盘、盏、豆、钵、罐、碗……这些复杂的器形，反映了食物的多样性，显示出农业进步、社会繁荣的情景。
杜宇氏的蜀国曾以汶山下的郫邑或瞿上为都。今成都市郫都区发现有三道堰古城，是否就是杜宇王朝的故都，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包括三道堰古城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应当就是杜宇王的都城、陪都或战略据点。不过，按考古年代分析，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可能属于更早一些的鱼凫王朝或鱼凫之前的其他古蜀国所有。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杜宇氏蜀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其势力范围北达今汉中，南抵今凉山州、宜宾与云南、贵州，西及岷山山地和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其时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
《华阳国志·蜀志》记司马错、中尉田真黄对秦惠文王言：“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说楚王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古蜀国那时的富足，乃是当地土著的羌—蜀族团与外来移民——来自滇地的杜宇氏、来自荆地的开明氏，在数百年间的携手开发、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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