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文化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对外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一是奉行对外交流与开放。
《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破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意识和行动。距今数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海贝、象牙，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
《史记》和其他史志中，蜀秦的关系记载较多，《史记·六国年表》记“蜀人来赂”“秦伐蜀”“蜀取我南郑”“蜀人来朝”等。按《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治水的开明，这几代蜀王，不仅都是迁移入川之人，而且都和农业生产有关。
四川是移民大省。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省移民迁入：秦灭古蜀后，两晋时期，宋元之间，清朝初期。
可以说，四川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力借鉴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开放的四川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四川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邛（今邛崃）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这说明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向外界学习。
事实证明，四川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为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四川文化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正是由于四川文化重交流、重开放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携带着各种先进思想文化技术，源源入蜀，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几次文字狱，都未影响到文化发达的四川。相反，动荡的中原却促使了人才大量流入四川，从而使得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甚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
二是重视文教与科技。
文教与科技是带动社会经济起飞的两翼。巴蜀社会自上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文教事业。
汉代的文翁石室，大大推动了四川，甚至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汉书·文翁传》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而这以后的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井盐的开掘、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等，至今亦很难确切、具体地归功于某个人；应当说，它们是古代四川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在这种普遍重视科技发明及科技应用的氛围里，才诞生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
古代四川社会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是非常突出的。如西汉有文翁石室，宋代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清代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明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传承不断。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杨慎、张问陶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家——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www.xing528.com)
三是坚守统一与安定。
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蜀地居民接受杜宇教化，鱼凫不与杜宇争、杜宇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这种忍让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
商鞅的老师尸佼之所以从秦地逃入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秦并巴蜀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封建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多是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前后蜀等。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入蜀——是这里“世外桃源”的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而前后蜀时之所以文化昌盛（以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为代表）、科技进步（以药物学、化学、科学著述为代表），也在乎此。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每逢中原战乱，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川，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高。
在四川的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最为要紧的。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面临国家统一潮流时，巴蜀的地方政权总是“顺从”；而当参加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时，巴蜀人民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便展现出来。
四是倡行道义与责任。
人活在世上，是需要活得有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对道义的弘扬与责任的担当。巴蜀人因为历来重教化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所以勇于承担道义与责任。
大禹治水，不仅讲科学，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因为道义与责任。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令人感动的话语；后来诸葛亮大权在握，却非常忠于蜀汉政权；他不怠懈其职守，鞠躬尽瘁地辅佐刘禅，非常难能可贵！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诸葛亮并没有实现他统一国家的理想。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皇朝历史，而是一笔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精神遗产。这遗产作为宝贵财富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世间追求功利、目光短浅的政治，而在中华民族精神人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70多年前的那场民族大抗战中，四川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直到抗战胜利，四川出兵350万人，64万人伤亡，占中国抗战军队五分之一；服工役的民工总数达300万人以上；供给粮食8000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四川人民自觉自愿地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就是四川人双肩扛道义、舍我其谁为国家的民族大义精神的体现。
纵观四川文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世界范围内，四川独特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引领同时代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进程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四川历史文化的优秀基因，至今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中，成为每一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