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六百年沉寂后复苏

自元明以后，尤其是明末清初，由于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四川的社会、经济、人口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据清史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川闹饥荒。《蜀难叙略》载：山深处，升米价二三两，菽麦减半，他物称是。荒残甚者，虽万金无所得食。加之张献忠的空前烧杀屠城，使40万人口的成都仅剩下几十户人家。这期间除了战事连绵不断，黎民百姓饱受荼毒蹂躏的煎熬。曾经繁华的川西坝子人口锐减，一片荒芜破败，天灾人祸，惨不忍睹，昔日“扬一益二”已成为传说。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省级衙门不能驻扎成都，而是在川北的保宁府（今阆中）。

进入近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相比于沿海沿江城市明显缓慢下来，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发展滞后型城市。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交通地理条件的制约、新型经济因素微弱以及多年战乱的摧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

不过，以“湖广填四川”为标志而慢慢又站起来的四川，不会甘心于六百年的沉寂。近现代以来，四川一直在重新集聚力量，以望再次崛起。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以“求富、自强”为目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浪潮波及成都。四川总督丁宝桢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成都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业——机器制造局，使成都出现了最早的产业工人，客观上刺激了成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同治年间，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办尊经书院，对四川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年间，丁宝桢主持书院，聘请王闿运为山长，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四川近代史上一大批杰出人才都出自这个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废除科举，改办新式学堂。成都先后办起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藏文学堂、农政学堂、工业学堂。这批学堂不同于以前适应科举需要的书院，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都有改变，是四川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对成都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文化、新知识和新科学技术的传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少学校为当时的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党人交通会聚之所”。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新式学堂数量居全国第二，而成都又居四川省之冠。(www.xing528.com)

由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反抗外来欺凌，许多青年学生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四川留日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在1903—1906年这4年时间里，仅从成都到日本留学的就达245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吴虞、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颜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都是这段时间从成都出发东渡日本的。

于是，在20世纪初叶，巴蜀大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俊杰。他们走出夔门，走上全国舞台，重新书写巴蜀俊杰璀璨、人才辈出的新一页。

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担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因镇压民众而造成的“成都血案”引发民众起义，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成都成为四川军阀混战争夺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其缓慢。抗日战争开始后，成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批的外省人员到成都，使成都人口增至80多万。人口增加，市场的需求扩大。外地不少工厂内迁，成都又创办了一批工厂，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军需品的供应，稳定了成都地区人民生活，有力地促进了成都近代工厂的发展。 由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大后方，成都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一批高等学校，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光华大学、朝阳学院等都内迁成都，来成都的不少专家、学者、教授给成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成都蓬勃兴起，许多文化界的名流、文艺工作者，如著名作家老舍、叶圣陶、陈白尘、萧军、何其芳、周文、陈翔鹤，著名的雕塑艺术家刘开渠，著名的戏剧家赵丹、应云卫、贺孟斧等都在成都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成都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