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赢得天府之国美誉

战国至西汉前期，人们谈到富饶的地区，都是首推“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汉书·张良传》：“关中……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但是，到了东汉初班固写《两都赋》时，就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即是说，蜀地之富已经超过关中。所以《华阳国志》说蜀已“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即是说，天下生产之富，无有更过于蜀者。这样一来，“天府之国”的美誉也逐渐从关中移到了蜀中。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称四川为“天府”的最早记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始于诸葛亮。

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在汉代，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蜀学比于齐鲁”的奇迹。汉代文学最有影响的是汉赋，在公认的“汉赋四大家”中，出身于成都的司马相如、扬雄始终排在最前列。班固所撰《汉书》对人物的事迹记载，司马相如是卷五十七、扬雄是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中享受此待遇的，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别无他人，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汉代的四川，不仅有都江堰、文翁石室这样全国独有的水利、教育工程，还有举世公认的中国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中国最早和最珍贵的茶叶文献《僮约》，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发轫地；成都同时又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美誉，是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

扬雄是首个写成都城市赋的人，他在汉成帝永始二至三年（公元前16—前15年），左思在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左右，都撰有以描绘成都为内容的《蜀都赋》。这两篇《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自造奇锦”“阿丽纤靡”的壮阔富饶的形象，以及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中国最早打通国际商贸通道的城市之一，城市自身的发展、工商业手工业的繁荣昌盛是极其重要的内因。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为成都城市发展、商业手工业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自然基础。《史记》《汉书》《蜀都赋》都提到，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这是当时成都城市高度繁荣的最佳佐证。沿南方丝绸之路，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特产被贩运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再转运至缅甸、阿富汗、印度等国，又购回西亚、中亚、南亚诸国的香料、珍珠、琥珀、珊瑚等奇货以及炫奇杂技，这确是连接欧亚大陆最古的通道之一。

唐代，由于以成都所在的剑南道（剑南道是在唐初由益州改称）为代表的蜀地经济的繁荣，因而与江南地区一样，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据《旧唐书·地理一》：“至德二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即是说，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其后更有“扬一益二”之说。

“扬一益二”是对唐代东南、西南两大都市，即扬州、益州，其经济发展的民间表述。全国工商业经济最繁荣的是扬州，次为益州。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而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www.xing528.com)

唐朝时期的四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

自古诗人到蜀者不少，于唐为甚。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岑参、薛涛、高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雍陶等文学家皆入蜀，其中不少还曾经短期旅居成都。蜀地之于诗人，不仅仅是躲避战乱与多舛命运的避风港，更是成就其诗才与文名的福地，甚而成了一日都不能忘的精神家园。在诗人们的眼中，成都“喧然名都会”的繁盛，“季冬树木苍”的气候，更佳的是“水绿天青不起尘”的洁净空气。他们的歌咏，承载了蜀地千年的风华。

不少到过成都的诗人都曾以诗作描绘过成都的繁荣。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杜甫写有两百多首“成都诗”，其《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言笑忘羁旅，还如在京华。”

唐代成都有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文物，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

正是因为蜀地的富饶，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北方藩镇不断连兵作乱，封建帝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往往逃奔蜀地，徐图恢复。史书说，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即是说，在京都西安之南的成都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而被称为“南京”，作为唐王朝的陪都。

成都在唐朝时期的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延续到宋朝，成都的经济活动更是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以锦绣为例，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由于商业发达，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在成都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成都“交子”的正式使用，在货币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