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战事结束后，上海南市以方浜中路为界，北部是“南市难民安全区”（俗称“饶家驹神父安全区”）；南部则被日伪势力占领，警戒重重，如临大敌。此后，南市华法交界处的各道铁门实际上长期处于关闭状态，民国路（今人民路）法租界一侧的店铺、住宅、弄堂也全部被法巡捕用铁丝网、铁条、木板封闭起来，南北交通几近断绝，只有少量人员因领得了法租界总巡捕房发给的通行证才得以进出租界。除此之外，若有南市居民要到法租界，则必须绕道浦东，即先从南市大码头（今复兴东路轮渡）坐小船摆渡到浦东杨家渡，再从浦东驶往公共租界。反之亦然。（往来旅费1元）当然还有另一条途径，即向西经虹桥路转徐家汇再入租界。不过，无论走哪个方向，转辗往来，众人皆视为“畏途”。而且，事先还需经烦琐手续申请获得伪警局颁发的所谓“市民证”后才能成行。
不仅如此，铁门的封闭还打破了上海城市原有的运作机制，尤其是消防机制。例如，1938年11月15日晨4时许，饶神父难民区东辕门一带发生火灾，当时北风肆虐，烈焰飞腾，难民区内虽有北区救火会近在咫尺，但无奈车辆不敷，杯水车薪。而法租界救火会虽亦闻警，无奈交界处铁门关闭，又以时在深夜不能通过，故无法及时援救。延至清晨，法方消防队终于赶到灌救，终将大火熄灭，但此时东辕门九曲桥迤东一带已成灰烬、瓦砾之场。[1]
“八一三”事变期间，南市居民中十分之九已避居租界，面对交通断绝、铁门阻隔，可谓是欲归不能。1938年以后，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不时收到若干滞留租界之南市难民的来信，述说侨居租界之苦，希望能由其出面与日军和法租界当局交涉，迅将铁门开放以利交通。[2]而与此同时，南市地区却因战火破坏，再加人口骤减，变得极为萧条，甚至蔓草丛生。当时曾有人从法租界外滩向南望过去，“只见颓垣残壁，一片瓦砾，荒凉冷落的景象，真像死一样的沉寂，不禁顿兴无限的凄悲”[3]。于是，一些伪组织也以所谓“复兴南市”的名义，提出了取消封锁、恢复交通的要求。1938年11月，前南市自治会副委员长凌季潭向伪上海特别市南市区政务署政务长沈世景呈文，述说了此意。[4]沈世景遂将此文转呈给伪市长傅筱庵。对此，傅不敢做主，亦不能做主，只能致函日军上海特务机关长竹下义晴少将：“拟请商得友军同意，并派员向法租界交涉将铁门开放，俾可复兴建设繁荣市场。”[5]显然，造成封锁状况的始作俑者是法、日双方，伪政权是无从置喙的。尽管如此，竹下还是给傅筱庵回了一封信，内称“现因维持治安关系，开放时期尚嫌过早，暂时应请仍维现状”[6]，而予以婉拒。然而，伪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次年6月底，已升任伪南市区公署署长的沈世景又向伪市政府提出了“拟请开放租界铁门恢复交通便利居民案”，重点谈的是增加税收的问题，即由于居民难返，使得地价税、房捐、车捐等无从收起。伪市政府遂再一次致函日军机关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请求与法租界方面交涉。[7]其间，南市日军当局确也曾与法租界警务当局交涉，要求多多颁发铁门通行证，以便华人通过。[8]此后，法租界即将开放民国路铁门的传闻开始“甚嚣尘上，但终以治安问题，迟迟未见诸事实”。[9]
这种全面封锁的状态，前后持续了两年，直至1939年12月11日，法租界为“体恤平民起见”，终于打开了新开河铁门。是日凌晨5时，在法、俄、越、华捕的严密监视之下，这道铁门缓缓启放，原先放置在前面的铁丝网、沙袋早已被移置一侧。除了从路中央通过的车辆外，进出路人已无须出示法租界的通行证。一般市民事先已闻悉开通的消息，均趋之若鹜，纷纷扶老携幼，在巡捕的指示下，排队从路左侧通过，虽然人头攒动，但也井然有序。他们已侨居租界2年，急切着想回家看看。尽管法租界方面已无须通行证，但进入南市一侧后，则仍须向戒备森严的日伪军警出示市民证（须向伪政府设在租界的办事处预领），有时还需接受盘问和搜身，行人“须除帽而并不鞠躬”[10]。次日，从两租界各地坐电车至十六铺方向的乘客骤增数倍，下车后多从新开河铁门入南市，一时颇为拥挤，但秩序尚属良好。当局为了疏泄起见，除了将正中铁门关闭、暂时不准车辆通过外，还将铁门左右两旁小门同时开放，自南市入租界者须从北首小门进入，反之则从南首小门而出。自行车亦可从小门通过，但不得跨乘，须用手扶掖而过。第3天，法租界方面还调来了女探一名，以便对通过铁门的可疑妇女施行检查。就这样，大概在1周的时间内，大约有2万人通过了这道铁门，由于“成绩颇佳，并无攘扰情形”[11]，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继续开放。
新开河铁门的开放，使得原先绕到浦东的线路变得多余，故南市大码头一带摆渡舢板几乎无人问津，船主叫苦不迭。与此同时，南市老北门福佑路九亩地一带的房租已经高涨了数倍。耐人寻味的是，贩卖“海洛英”“白面”等毒品的土行以及赌台、花会等业已返回，短短十几天便骤增了数倍。“南市城厢，自九亩地至城隍庙，所有房屋已为土行及赌场预定，邑庙豫园内大茶馆已改作赌窟，而九亩地之花会筒则已开幕，每日赌徒往来如山阴道上。”[12]有人因此担心，将来交通全面恢复后，南市很可能会成为上海滩第二个“歹土”。
为了粉饰太平，诱使更多的难民从租界回归南市，1940年1月10日前后，日军雇派臂套白布的木匠数十人在民国路一带分组修理战时所毁房屋物品，企图掩饰南市凄凉的景象。1月15日伪上海特别市还发布了开放日晖港以东之南市的布告，字里行间，软硬兼施，先是号召流落在外的原南市居民或是在南市有产业者，“应迅赴公共租界北河南路天后宫市商会内本府办事处，及沪西极司非尔路、开纳路口社会局沪西办事处，分别申请发给市民证及居住证，并提出所有权利之证明文件，经审查属实后，即准予登记”。继而又宣称此项复归手续以一年为限，完全免费，“如在限期内不来申请投报者，认为自行放弃权利”。[13](www.xing528.com)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日伪方面的要求，法租界当局于1月24日上午11时又增开了典当街（今人民路、金门路口）、新桥街（今人民路、浙江南路口）、东自来火街（今人民路、永寿路口）、南阳桥（今西藏南路、方浜西路口）、斜桥（今肇周路、徐家汇路口）5道铁门，进出南市之行人有市民证者一律通行，并无其他限制。机动车辆则只可走新桥街一处，其余各门禁行。流传已久的增开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当日，从新开之门进入南市者络绎不绝，众人探视劫后故居，面对残垣断壁或鸠占鹊巢，心中凄怆，百感交集。返居者寥寥，大多数不过探视而已，当日即归租界。下午6时，法租界巡捕又将诸铁门重新关闭，是为“昼开夜闭”之原则。
增开铁门虽然对于招民南返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一般流氓、地痞却喜出望外，以为有机可乘，领有伪府颁发执照的花会、烟窟、赌台纷纷开场。南阳桥口恒安坊24号恒安公司、老西门内翁家弄77号兴发公司、新北门内安仁街吕华坊先生公司、老北门内福佑路475号宝兴公司、民国路501号吉祥街东首三鑫剧场、老西门内大全福菜馆之大福公司、邑庙福佑路侯家浜口大上海俱乐部等，便全系当地流氓设置的赌台。其内设摇摊、大小台牌九等赌具莫不应有尽有，另设有烟榻，雇有妙龄女子殷勤招待。如此诱人入罪、败坏风气的景象，甚至令法租界方面也难以容忍，曾于3月1日致函伪市区政务署，内称：“如南市赌窟继续存在，则法租界为维护治安计，将断然处置，所有开放之铁门或将被迫而重予关闭。届时虽市民持有‘市民证’，亦将禁止通行。”[14]在此压力下，稍后日伪当局对南市赌台确实有所打压。
法租界另一次威胁要关闭铁门则与南市北部的饶神父难民区有关。该难民区的难民在“八一三”时期不下20万人，后经陆续遣散，至1940年初尚余2万人。每月消费食粮达1 800包，一向由该难民区财务委员会直接与行商签订合同，并由日军宪兵部颁发“输入证”运入供给。但日方为了统制米粮，于3月17日难民区食粮“输入证”期满后，竟不予续发，以致2万哀黎被驱于饥饿线上，断食竟达4日之久，到处呈现凄惨之状。难民区负责人见情形严重，不得已向法租界当局求助，法方遂向日方严厉交涉，声称如不将米粮放行，法租界铁门将予关闭。日方为了“繁荣南巿”，只得做出让步，继续颁发“输入证”。难民区断食恐慌由此得以解决。[15]
进入4月以后，为了统制来自徐家汇和浦东的货物，日伪当局在南市宁绍码头一带建立了“中央商场南市分场”，但由于交通不畅，招商活动极不顺利。日伪方面遂三番五次向法租界当局交涉，请求增开最近的十六铺铁门（今东门路临江北侧）。在千呼万唤之下，6月28日该门终于试行开启，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7时至11时。须知，此时的法租界当局已失去了与日军打交道的底气，因为就在6天前，即1940年6月22日法国已在欧战中失败，不得不向纳粹德国投降。面对德国的盟国日本，法国不再有平起平坐的资格。
至此，南市华法交界处近40道铁门中，已开启过了7道。通常情况下，各铁门于晨9时开放，晚8时关闭，仅新开河一处行人车辆通行可延至晚12时。[16]由于典当街、东自来火街后来又告关闭，所以南市华法交界处实际上长期处于5道铁门（斜桥、南阳桥、新桥街、新开河、十六铺）可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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