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中日战争是1月28日午夜在闸北虬江路、宝兴路和天通庵路一带正式打响的。但鉴于战云密布、形势紧张，早在是日上午，南市及老城厢居民便互相探询，呈现一片恐慌之色，有的纷纷将贵重衣物雇车运入租界寄藏，有的索性举家搬迁，一路之上逃难之人络绎不绝。中午时分，准备已久的法租界开始实施戒严，当局用卡车分批运送铁丝网木架、沙包至各重要路口设置障碍，并加派警员来回巡逻，特别是严密监视与华界的交接处。在接到电话命令之后，华法毗连处的铁门大多已告关闭，仅留出延伸至人行道上的边门供行人通行。只有南市十六铺及新开河两处铁门尚在正常开启之中，各种车辆也因此专从该两处进出，以致拥挤异常，“一切武装人员严禁进入租界，但当大批华界居民逃往租界时，经搜身后可以逐个放行”[1]。沿民国路来回的5、6路电车早已前进受阻，光停在新开河站一带的先后有十数辆之多，后面的司机见机不妙，便临时缩短路线，从小北门铁门处调头折返。[2]
下午4时起，公共租界亦宣布实施戒严，按照数月前租界当局确定的防卫计划，各国防军随即进驻公共租界各地段，大旨是：英军守卫虹桥防线，美军第4陆战队守卫海格路（今华山路）与苏州河一段、日本海军陆战队守卫虹口（北区）与杨树浦（东区），万国商团防守黄浦江至海格路的中区，各捕房巡捕与特别巡捕则协助军队守卫各铁门与防御物。克能海路（今康乐路）、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及海宁路三处铁门随即遭关闭，其他铁门则由万国商团严密把守。一些紧连华界的里弄，如公益里、华通坊、华兴坊等，因未装置铁门则以铁丝网隔绝。相比南市地区，是日，闸北一带更显人心惶惶，商店纷纷关闭，居民争先奔避、举家南迁，宝山路一带车马行人如织，交通紊乱，人力车见机抬价，但仍是供不应求。虹口地区弃家而出的难民，也像一条河流一样，争着奔过外白渡桥。[3]
由于将公共租界北部划给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守，导致中、日两军毗邻，故而战端一开，苏州河北岸很快沦为战区。对南逃居民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穿过苏州河各桥梁北堍或南堍的铁门，然而这些铁门已经被关闭了，并配备以铁丝网拦截。难民们无法过桥，只能下河坐船到南岸，在若干热心人士的救助下，约有数万人得以上岸。
1月30日，难民吴根理向《申报》记者述说了闸北战事和逃难之旅，从中可见一斑：
渠有父母妻女向住闸北沈家湾，自二十八日晨闻得本埠消息恶化后，当即只身专往迎接拟迁居租界暂避，当日因不及摒挡。至入夜十一时，而战事已作，欲归不得矣。该处适在最前线，曾亲见公安局警士竭力抵抗，流弹有如急雨，居民惊骇欲绝。翌晨，日飞机两架飞往该处掷弹，而飞度甚低，致有一机为我军步枪射落，机师当场堕毙。于是同来一机遂不顾一切，任意乱掷，一弹适落在吴之对门草屋上，幸未爆炸，否则阖家将同为齑粉矣。此后几度设法脱离虎口，绝未如愿。昨晨六时许，有警士五人退下休息，但见众警气如牛喘，汗流浃背已疲不能支，盖已两日一夜未进一粟矣。直至今晨（昨晨）始舍命逃出战地，以每人一元四角之代价渡过河南，阖家始庆甦生……[4]
1月29日晨，携家从闸北南逃的商务印书馆员工方叔远，对于过桥受阻而不得不登舟渡河的曲折经历则描述得更为细致：
乃分家人为二队，令次女安偕其同学雷女士率幼小儿女辈先行。余与同居张君及长次两儿在家稍事收拾，并封闭门户。在飞机威胁下突出，拟步行至新闸桥，经过湖州会馆，房屋已摧毁过半。再前进里许，出巨金尚有洋车可雇，乃以每车一元雇至新闸桥，又以每人两元得登渡舟。时飞机在顶上摩旋，正挥肥而噬。以舟近租界，未敢掷弹。新闸桥南岸因与华界毗连，皆密布铁网，不能登岸。舟东行泊新垃圾桥北岸，理已达租界，而租界中华捕乃不允登岸。是时苏州河交通并未中断，苏杭小轮仍逐日往来，民船停泊者尤众。乃不允舟中人登岸，殊无理由。而华捕持枪相向，谓系得洋人命，虽争辩无效。相持良久，避难者转辗移入他舟，由间道登岸，舟中人数渐渐减少，最后止剩余家五六口，华捕亦觉得无如临大敌之必要，余始得挈儿女辈得间以登。迤逦至老垃圾桥北口，乃与安女等一组相遇，据述其渡河景况，更为艰险，因所携皆十龄左右之小孩，不敢涉仄狭之艞板，又势不能中止。避难者不顾一切蜂涌登舟，舟小人众，几至倾覆，水盈半舟，持舟者惊惶失措，号哭呼援，儿女等皆大愕，以为暂离火窟者，又将入水宫矣。幸途经至迩，虽漏舟亦得达岸，又连经波折始与余等遇，如庆更生，乃合队前进。时租界当局有止保苏州河以南之主张，余等虽入租界，尚不易达到苏州河南岸，因各桥均有洋兵把守，许出不许入，惟电车尚通，又拥挤无法可上，更相持至数刻钟，乃得随电车过桥之便阑入，始达安全地带……[5]
尽管如此，仍有大批人员无法南渡，只见“苏州河北岸难民麇集，露宿达旦，餐风饮露，转辗哀号，情形之惨无与比拟”[6]。于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6区14分部便会同市公安局四区各区所，在共和路、恒丰路口的陆家巷庙开辟了难民收容所，使避灾难民得以暂住，并同时呼吁各界捐助食品。
日军不仅在闸北地区狂轰滥炸，对南市也是如此，故而邻近的法租界地区亦遭波及。1月29日晨7时至7时半，法租界境内的4处地点遭日机投弹，分别位于招商局金利源码头H第8号堆栈门口、新开河7号门牌门口、公馆马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东新桥街口10号弄得善里17号、新开河南台湾路北民国路（今人民路）125号门口，炸死炸伤许多平民。[7]与之相应，中国方面的一些高射炮弹也落在了界内。于是，法租界当局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亦提请中国当局注意，并下令“各铁栅完全紧闭，大世界游戏场及各影戏院一律停止营业，入晚警备更严，行人无特种通行证者，概不放行”。[8]由于法租界方面预先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界内“大米、面粉、盐、腌货、罐头等各种主要食用品还相当丰富，估计供应居民一个月的日常需要大概不成问题”[9]，因此铁门的关闭以及之前大量难民的涌入，暂时还不至于对日常供应造成重大障碍。然而，交通继续受到了影响，5、6、7路电车仍然临时缩短路线，而“十八路无轨电车因南阳桥铁门日夜关闭，临时改用公共汽车，更改路线，由大世界敏体尼荫路转入安纳金路，至西门路转弯，再转入菜市路，至斜桥为止，调头开回来”[10]。公共租界方面的交通也是如此，凡是须平日里通往虹口或租界以外的电车或完全停开，或半途折返，晚上8时以后则相继停驶。
1月31日中午起，公共租界当局为防日军退入租界，派人沿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克能海路（今康乐路）、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口一线，装置严密铁丝网，并打木桩，配合铁门，进一步断绝了交通。[11]
经英、美驻沪领事从中调停，中、日双方议定于2月1日起停战三天，但实际并未实施，两军仍在闸北、吴淞、真如、张华浜、蕴藻浜等地展开激战。是日晚，曾有一批日本浪人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一带受中国警察武力驱逐，纷纷往租界方面逃窜，“俟至铁门旁，欲求驻守美军开放时，美军即将该浪人所携杂色枪支一律缴械，徒手后始放入”。[12]
2月1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共同宣布实施宵禁，除警方、军方人员外，其他人等“夜间十时起至次晨四时止，概须留居户内，不得外出”[13]，否则予以逮捕。同日，法租界当局除续封闭了华法交界处之铁门，甚至还用铁丝网和三排木桩封锁了界北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从东到西一线，两租界之间的交通仅留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等少数路口可通。两租界之间设置如此严密的防御工事，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尚属首次。
2月3日下午1时35分，两架日军战机飞临法租界上空，居民遂大起恐慌，纷纷向屋内逃避，不想一枚炸弹竟落在了朱葆三路（今溪口路）14号平安大旅社4层楼顶，将屋顶铁皮炸出一个大洞，并炸伤该社招待员一名。此事件令法租界的气氛更显紧张，不仅铁门继续关闭，而且晚9时左右即行提前戒严，严禁通行。警方凡遇形迹可疑或违章私越铁网者，均押往捕房，至次晨始可释出。(www.xing528.com)
2月5日晚，曾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试图在南市大通码头一带登陆，随即遭华界警察驱逐。有因于此，法租界方面进一步加强了邻近的十六铺外滩和里马路（今中山南路）铁门的防务。除铁门在第一线外，内部又增加了两道防御工程，即木桩铁丝网一道和沙泥麻袋一道。里马路铁门终日紧闭，外滩铁门虽未关闭，但车辆经过却只准出不许进。与此同时，在公共租界北区担任防务的美国士兵，为防日军败兵退入租界，特地制作长约4尺、宽约1尺余的木牌数块，上书“抛弃枪械可入此门”8个字，立于各处铁门之旁，以便解除败兵们的武装。[14]
2月12日上午8点至12点，中日两军在闸北地区约定停战4小时，沪上各慈善团体便利用休战时机踊跃营救落难同胞。公共租界各处铁门因此暂时开放，以利救护团体进出。红十字会及红万字会等特派大汽车数十余辆，分往公兴路、江湾路、青云路、大场、宝山路、刘行、吴淞等处救护。救出难民将近2 000人，均已面黄肌瘦，十分可怜。[15]与此同时，法租界方面则继续加强防御，雇工在各铁门内，加打木桩，增添铁网。有人若想从华界进入法界，则只能走水路绕道，即在十六铺一带登上摆渡船，沿黄浦江北行至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外滩后登陆上岸。[16]
北浙江路、海宁路一带，虽属公共租界，但毗连闸北战区，故自公共租界当局宣布戒严后，该处里弄渭安坊、元亨里等，两端均被电网封锁，导致交通断绝，坊内居民备受饥馁，经多方呼吁，工部局终于允许开放，于2月17日上午10时派万国商团团员及该会救护车驶至海宁路，将渭安坊口电网撤除，并将铁栅开放，从而救出坊内居民二百余人，但仍有4人因饥饿已经毙命，只能交由普善山庄收殓。[17]
随着3月初日本大批援军抵达上海，19路军自闸北、吴淞、江湾、大场、庙行、真如全线后撤，退守嘉定、黄渡一带的第二道防线。稍后，上海停战会议亦开始在英国领事馆举行座谈会，至5月5日中日双方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时期，随着战事西移，市内战事渐趋平静，租界铁门逐步重启，直至恢复常态。
在城北，3月初北浙江路底与泥城桥堍等处的铁门已可开放，但仍有时间规定，即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过时则不准行人往来。3月5日晨，《申报》某记者通过北泥城桥铁门前往闸北，只见驻防之万国商团“检查至严，虽一火柴，亦不许带进”。到闸北时，“路上行人绝少，日兵之乘汽车巡行者颇多，沿途败壁颓垣，触目皆是，其凄凉之状，有非言语所可述者”。[18]
从3月23日上午起，新桥、新闸桥等处大铁门已经开放，一切汽车、马车等完全可以通行，虽然夜间依然关闭，但中外居民已经“无不大称便利矣”。[19]
3月31日上午4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经协商一致，同时取消了宵禁。
4月14日中午，公共租界捕房拆除了战时设立于华租交界处，从海宁路西首直至北车站界路一线的铜丝木桩障碍物，爱而近路口的铁门亦告开启，以便各店铺迁回复业。[20]
4月21日，当局又派出大批工人将这一带的铁网、沙袋全数搬除，由此北河南路底和北浙江路底，6路电车出入的铁门得以开放。而宝山路口出口处的铁门，以及北浙江路底丰裕里的铁门，却早已被炮弹炸断中柱，一片残垣断壁，焦木烂铁。[21]
直至5月20日左右，经华界警方多次交涉后，封闭已久的新疆路口、蒙古路口、新闸桥、乌镇桥等处铁门才最终拆除全部障碍物，大开阵门，恢复了常态。避难至租界的原闸北居民纷纷运载家具、提携箱笼，回家查看。附近的商店也均在门首悬挂国旗，开门营业。[22]5月25日，市民联合会虹口各区分会等组织又联名向工部局交涉，要求扫除海宁路锡金公所一带铁丝网，并且开放铁门，以利附近商人运作。[23]
与此同时，随着时局渐平，法租界内部要求搬离障碍物、开启大铁门的呼声亦日益昭著。先是民国路（今人民路）、华成路（今会稽路）口一带余恒昌绸布庄等20家商店联名致函[24]南阳桥商界联合会，要求转呈法租界当局开启华成路口铁门。继而裕大押当、鸿生等商号亦来函要求开放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口铁门。故而南阳桥商界联合会于5月11日一并致函法租界总巡捕房总监费伯迩（Louis Fabre，又译法勃尔、法布尔、法伯尔），请求迅速开放上述两道铁门。稍后，糖业公会和海味杂货业公会又联名致函上海市商会，请其转呈法租界公董局称：“本月份又为我商总结账之期，办理账务夜以继日，敝会会员等伙友，大都住在华界，因是深夜返家，欲归不得”[25]，为此要求开放舟山路和小东门大街之铁门。
直至5月28日，法租界内各马路中沙包、麻袋终于全部拆除，华法交界各铁门亦全部开放，恢复了常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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