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中上旬，公共租界工部局下属的工务处和警务处即开始洽商未来的铁门计划。[1]1927年1月中旬，鉴于北伐军逐渐逼近上海，直鲁联军和各地难民可能前来窜扰，警务处加紧了防卫措施，沿租界四周、与华界接壤处迅速建立起了连成一线的木桩和铁丝网，并在各路口设置栅门，派出中西巡捕、印度“阿三”前来严密戒备。根据《申报》1927年1月15日的记载，“界路北端宝山路口，南端北浙江路口，以及沿界路东面北山西路口、克能海路口，均已竖立约长三尺余之木桩，布置铁丝网。而沿吴淞路北面之各支路，凡与华界接壤之处，虽其地狭窄如里弄，昨均饬工钉桩，置铁丝网，嘉兴路桥东面华租交界处亦有此种布置。至北浙江路则自界路起迤南一段马路两旁，东面钉桩至宁康里第三弄口为止，西面钉桩至华兴路口为止。均系两层木桩，周围绕以铁丝。此项工程至昨暮犹未告竣，今日须继续工作”[2]。至于两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线，1月19日该报又载：“该路东起洋泾浜，迤西以迄终点，凡属可入公共租界之路口概予设备，昨日已分饬工匠先就该路之福建路口、浙江路口、山东路口、河南路口、江西路口、西藏路口等处两边路旁竖立长约三尺之木桩，上绕铁丝并制铁丝栅门，平时开启以便通行，如至紧急时机栅门可以关闭，遂与外界断绝交通。此次设防之严，洵为沪埠所鲜见也。”[3]
2月7日，华界方面的淞沪警察厅以公共租界遍建铁栅，对于交通和华警进出尤感不便为由，特函租界当局，要求将铁栅启闭权交与华界警方。然而在次日的回函中，租界方面并不提及启闭权问题，仅同意华界警察可以自由出入。[4]
3月1日，上海、宝山两县闸北商会致函上海总商会，请其出面与公共租界工部局交涉，解决铁栅阻碍交通问题。内称：
闸北与公共租界毗连各路口，业由外人遍设电网及铁栅，近因时局严重，租界方面辄于每晚八九时即将铁栅关闭阻绝交通，致一般商民在租界营业者欲归不得，而华界人民因紧急事件须往租界者亦欲出不能，此种情形深予商民以不便。窃以近时治安虽呈严重，但闸北方面商市照常，并无何种不幸事实发生。在租界方面认为封锁铁栅即足以保持界内安全，然以现势而论，适足引起普通社会之恐慌而呈不安现象，请予交涉以利通行等情。查华法交界前因封锁铁栅妨碍交通，经三商会联衔致函法华董请向法当局提议维持交通办法在案。为特函请贵会即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议，现各交界处已派有外兵及中西巡捕常川驻守，实无每晚封锁之必要，即时机最要之时亦应酌留数处开放以便通行，只须多加驻守人员维持秩序，再于封锁之处预先布告封锁时间，则交通、治安两有裨益……[5]
接函后，上海总商会随即致函工部局总董，转述此意。[6]但这样的呼吁，并未改变租界当局既有的戒严政策。3月23日工部局董事会议定：“自晚上十时至晨间四时为止，在此时间内华人一概不准出入租界，且无论何时捕房必派人驻守各栅门管理人民出入事务”[7]。(www.xing528.com)
4月初，即经历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军进抵的大变局后，公共租界宣布其南界铁栅门，除黄浦滩（今延安东路外滩）、福建路（今延安东路、福建中路）、西藏路（今延安东路、西藏中路）、马霍路（今延安东路、黄陂北路）、同孚路（今延安中路、石门一路）、西摩路（今延安中路、陕西北路）、海格路（今延安西路、华山路）7处外，其余各处一律于每日下午7时关闭；车马进入公共租界须经过江西路栅门，离开公共租界者须经过四川路栅门，黄浦滩栅门则进出均可。[8]4月15日又突然在南北交通要冲的西藏路桥上装置铁栅门两扇，约有5尺余高，每晚一到戒严时间即行关闭。[9]
戒严强化、交通断绝令许多方面感到不便。例如，4月2日爱多亚路商界联合会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S.Edward），诉说该路“铁丝刺网满布，顾客绝迹，商业凋零”[10]。又如，4月5日上海邮务工会发表紧急声明，为邮件不能及时投递表示歉意，其缘由有二：“一现值租界戒严时期，铁栅关闭，交通发生阻碍，以致本会信差工友不能照规定时间投递邮件，并且时遭外兵无理检查与殴辱而不能行使职务。二因戒严之故，夜班工友不能照旧上班，致夜间各种邮件均堆积，待日间清理。”[11]
迫于各界的一再呼吁，4月24日租界当局曾一度将北浙江路、爱而近路口（今浙江北路、安庆路口）对面德兴里弄口阶沿上的铁丝网小栅门开启，使往来于北火车站者可由该处直达而无须绕道。但该栅门甚为狭小，只能单身出入，若携带笨重物件则难以通过，以致常常路狭人多，非常拥挤。[12]
5月30日，适值“五卅”血案两周年之际，公共租界在凌晨8时即将所有边界栅门关闭，并派兵终日在各十字路口站岗。工部局巡捕房宣称，凡中国学生在租界内作任何宣传者，将予以逮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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