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交涉，公共防卫研究

在紧要地点设立昼开夜闭的铁栅门，再辅之以铁丝网、沙袋，固然对法租界的安全防御有一定作用，但对于两界间的交通却构成了相当窒碍。早在1926年1月，即最初的5道铁门修建之时，十六浦一带的华界各业商号便“目击此举于运输货物车辆进出多感不便”^[36]。一年以后，即1927年1月、2月间，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工界盛传即将罢工，军政形势日渐紧张，35道铁门因此陆续告竣，而这使得交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起来。1月13日，华界的上海市公所和淞沪警察厅分别派员与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延后闭门时间，并“每晚必须开放一门以便行旅”。后者虽表示将“酌量通融”^[37]，但没有兑现，相反1月25日、26日还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线也广布了铁丝网。2月21日起，法租界当局又日夜封锁了从徐家汇至斜桥沿肇嘉浜的各桥口，将斜桥至十六铺法华交界处的大多数铁门关闭，并派出大批法、俄、越、中巡捕到现场驻守，戒备森严。

有鉴于此，2月27日上海总商会会长袁履登、上海县商会会长姚紫若、闸北商会会长王彬彦联名致函法租界陆费伯鸿等5名华董，诉说民情痛苦，请求打破南北封锁：

沪埠自前日发生同盟罢工，形势严重，风声所播，法当局为维持界内治安计，爰将华法交界处装置铁栅以资防护，未可厚非。但月之二十三日所有华法交通之孔道以及较狭街道之铁栅日夜锁闭，南北交通立时断绝，间有开放数分钟者车辆行人异常拥挤，人心惶惶，莫知所措。此因防范过严而反滋疑虑，殊为法当局所不取也。况居住华界之人服务北市租界者，受铁栅封锁之影响于职务上甚感痛苦，且万一华租发生障碍，良善居民欲往北暂避则无路可通，顿处绝境，于一般身家性命关系非小，按之人道主义实有未合。况法租界内每日需用蔬菜等食物多由华界肩挑而来，照此封锁无法运进，于法租界住民亦感不便。其它种种有南北往返之必要，因隔绝而无通过，影响所及为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函恳台端面请法当局，准将华法交通要道之铁栅规定若干处，虽遇时局万分紧张之际亦须终日开放，以利行人。为防患未然计，得酌派捕探常川驻守。此于便利交通、慎重防务两无妨碍，当以为法当局所乐许也……^[38]

华董们接获此函后，即与法国驻沪总领事那齐亚（Paul Emile Naggiar）商洽，后者“允予通融办理”，并于3月4日饬令警务处总巡费沃礼（E.Fiori）“将全法租界所装铁棚，日间每隔一横路放启一门，夜间每隔两横路放启一门，时间以每日早晨六时开放，晚间八时锁闭”^[39]。位于小东门外大街口的铁门，每晚8点关门后，“行人既不便利，商业上大受影响”，后经呼吁又延长至夜12点下锁。^[40]

尽管如此，随着3月21日上海华界发生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紧接着北伐军进占，沪上局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法租界当局并未坚守上述通融办法，而是频繁戒严，关闭铁门，并架设机枪、布置铁甲车、沙袋、铁丝网，以致平时通过铁门所在路口的法商公共电车也不得不停驶。尤其是3月27日这一天，形势最为严重，不仅通告自即日起晚10时至晨4时实施宵禁^[41]，法华间各路口的铁门亦完全封闭：

晨六点半时，各捕房又得紧急命令，分别饬派越捕乘坐汽车出外，口吹洋号，各店铺已经开市者立即上排门，未开市者不敢开门。霎时间马路上之行人均各避居家中，不敢出外。仅见马路中均系头戴铜帽之中、西、越各捕及法国兵士往来行走，各处沙袋后面伏有越捕数名，各持机关枪作开放状。又有铁甲车十余辆分派在八仙桥、中法学校前宁波路口、西新桥口、东新桥口、郑家木桥口、麦底安路口、老北门街口、吉祥街口、天主堂街口、小东门洋行街口、十六铺等处驻防，枪口向民国路，气象森严，并劝令行人速即回家不可逗留，菜市街各菜摊及各种小贩一概不准摆设。吕班路、敏体尼荫路两处只准行人向西，不准向东，如有法捕房通行证则可通行。又八仙桥小菜场及永大号南货店门前等处均堆沙袋，并在永大号楼上架有机关枪数支，均有越兵驻守。小东门、大自鸣钟、嵩山路、卢家湾、宝建路巡捕房前均堆沙袋以防不测。直至十点半时，始由捕房人员乘坐汽车至各处知照各店铺一律开市照常营业，然交通依然断绝，华法毗连之路均不能通行，仅一二处小弄可以出入，其与公共租界毗连之处亦仅留敏体尼荫路一处可通，其他各处虽小弄亦被阻塞……^[42]

法租界守卫之森严，甚至当日上午11时法总领事那齐亚在苏州河北岸办事完竣，坐小汽车从外洋泾桥返回法租界时，也曾一度被哨卫阻挡。

鉴于以铁门严闭为核心的法租界封锁政策极易引起中国人的反感^[43]，而且此时在铁门华界一侧站岗的已非原先的北洋政府军警，换之以北伐而来的国民革命军官兵。所以，法租界当局急于取得“新邻居”的谅解。上海闻人、法租界警务处顾问黄金荣受总巡费沃礼之派，于3月30日上午前往晋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明“法租界之设防铁门，乃为维持治安起见，并无恶意，请派军队协同保护居民，俾华法两界可以联防”^[44]。对此，蒋介石表示允准。与此同时，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程子卿亦曾往谒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旨在消除误会，取得谅解。

4月12日，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稍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上海地区正式出现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三界鼎立的新局面。此后数年间，沪上政治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并无太大的变乱，但法租界当局每逢风吹草动（如工人罢工）或敏感的纪念日，例如4月12日（“四一二”事变）、5月1日（“五一”劳动节）、5月30日（“五卅”运动）、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2月11日（广州起义），等等，便动辄戒严，或全闭铁门，或关闭大部，或缩短开启时间，并以铁丝网封锁两租界交界之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中断交通几成家常便饭。所幸每次封锁的时间均不算长，短则半日，长者数天。表7是1927年5月至1932年1月间（即“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申报》的此类记载，虽不完全，但也可见大概：

表7　1927年5月至1932年1月上海法租界边界铁门关闭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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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关门的行动，哪里就会有开门的呼声！而呼吁者（或团体或商家）最常见的诉求便是为了维护交通和商业利益。面对此种自下而上的压力，法租界当局通常采取的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的循环模式，这一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自始至终持续着。表8内容亦采之于《申报》，可见一斑：

表8　1927、1928年间上海各界要求开启华法交界处铁门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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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租界当局看来，铁门的存在对于维护该租界的安全可谓功莫大焉，但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作为“一个锐利的刺激”，它实在是始作俑者的法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耻辱的一项“作品”。^[45]实际上，不仅法帝使然，仿效而行的英、美等帝国主义亦莫不如此。1929年以后，围绕着铁门的设置，公共租界与华界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进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在长期的战乱时代，围绕着两租界铁门的开与关，中外各方还将演绎更加激烈的纷争……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数年前与法国上海史专家安克强教授的一段闲聊。当谈及法租界铁门时，安教授说：“既然是在法租界里，那么，建铁门就是法租界自己的事了，没什么多好指责的。”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仍然一本正经地答道：“法租界不是法国的固有领土，既然是租界，那就是租的，就像是租房子，未经原房主同意，租客是不能随便乱搭建，随便改变房子结构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注释】

[1]参见French Concession Preparations，The North-China Herald，January 22，1927，p.115。

[2]1925年9月7日，上海市民各界召开反帝大会，外侨社会深受震动。次日，逖百克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兼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梅理霭（Jacques Meyrier），声称：“由中国工会组织所挑起的新事件发生后，在我看来，此刻应毫不犹豫地在所有自法华民国路通往公馆马路的入口处安装铁门。由于担心会使中国方面造成误判，公董局曾决定暂停这一防御工程，但却纵容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并让我们的警察错误理解了华界当局的态度。由此，我们必须立即打消这种疑虑。”（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A Changhai Compterendu De La Gestion Pour L’Exercice 1925，Budget 1926，pp.139—140）

[3]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关于设置、修理、移动一些铁门的文件”，第259、270、271页。

[4]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59、262页。

[5]参见表3。

[6]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59、262页。

[7]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59页。

[8]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60、262页。

[9]参见表3。

[10]表中材料综合自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59页，第277至281页。

[11]参见上海市档案馆U38—4—2424，第260、262页。

[1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72页。原表只有法文，中文系笔者所译。

[13]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60、262页。

[14]参见表3、表4、表5、表6、本章附件。

[15]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60页。

[16]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60页。

[17]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99页。

[18]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82页。表中中文部分系笔者所译。

[19]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4页。

[20]参见《一少年被枪击》，《申报》1929年9月25日，第15版。(www.xing528.com)

[2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6，“西藏南路与石门路附近筑碉堡的多样设计，西藏南路铁门设计，法国码头铁门修建”，第89页。原文为法文，中文系笔者所译。

[2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6，第173页。

[23]参见《上海法公董局华文公报》第2年第58号，1932年11月28日。

[24]例如，早在1927年12月20日，督办致机械工程师的一份文件表明，已有18道（约占总数一半）铁门出现了部件缺损，多数涉及挂钩、插销、横锁头等。（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39、140页）又如，根据前述1929年4月3日路政工程师的一份文件（参见表4），36道铁门中完整无损的仅有15道，其中又有2道的位置尚需调整。（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99页）再如，在1931年3月的一次全面调查中，35道铁门中仅有6道完好无损，其余均不程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35至38页）

[25]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220、241页。

[26]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18页。

[27]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94页。

[28]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04页。

[29]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02页。

[30]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92页。

[31]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63页。

[32]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48页。

[33]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4，第1页。

[34]详见《上海法公董局华文公报》第3年第81号，1933年10月2日；第3年第93号，1933年12月25日；第4年第103号，1934年3月5日；第4年第107号，1934年3月29日；第4年第111号，1934年3月29日；第4年第120号，1934年6月28日；第4年第132号，1934年9月20日；第4年第140号，1934年11月22日；第6年第213号，1936年4月23日；第6年第239号，1936年10月22日；第8年第348号，1938年11月24日；第9年第362号，1939年3月2日。以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38—4—2421，“白乐路铁门移动”；U38—4—2422，“铁栅门修理”；U38—4—2423，“皮山耐路铁栅门改建”；U38—4—2426；U38—4—1862，“福建南路（爱多里）建造铁门及福建南路与延安路间不卫生情况”。

[35]丹晨：《南阳桥·法藏寺·大铁门》，《新民晚报》2013年11月1日，A29版。

[36]《十六铺旧桥址新建栅门》，《申报》1926年1月13日，第14版。

[37]《请宽展法租界铁栅关闭时间》，《申报》1927年1月14日，第9版。

[38]《三商会请法当局勿闭铁栅》，《申报》1927年2月28日，第9版。

[39]《商洽开放华租交界处铁栅之文件》，《申报》1927年3月6日，第13版。

[40]《法租界铁栅允展至十二时下键》，《申报》1927年3月12日，第10版。

[41]参见《法租界加紧戒严》，《申报》1927年4月2日，第13版。

[42]《两租界昨日断绝交通》，《申报》1927年3月28日，第9版。

[43]曾有报载，1927年3月29日夜10点，有百余名游民欲拆除南市华法交界处的铁门，结果被法、越巡捕赶走。（参见《图毁法租界铁栅之制止》，《申报》1927年3月31日，第9版）但法总领事随即出来辟谣，斥此说“毫无根据”，实系小队流氓“以石掷击沙袋包及铁丝网”，“不过一寻常小事”。（参见《法总领对于法租界之声明》，《申报》1927年4月1日，第14版）

[44]《党军在民国路站岗》，《申报》1927年3月31日，第9版。

[45]康：《绘画与现代精神》，《申报》1931年5月3日，增刊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