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起与周佩茹：宁夏大学的种树人之旅

周鹏起（1938年12月27日—2006年11月26日），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宁夏建设，先后在校长办公室、校工会、外事办公室等部门工作，曾任校办副主任、工会主席、外事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62年自学摄影，此后长期从事摄影、编辑工作，并于1982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拍摄的大量反映宁夏大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作品记录了宁夏大学的发展历程，为宣传宁夏大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佩茹，女，1935年10月生，北京人。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和丈夫周鹏起一起来到宁夏。最初在宁夏农学院（现宁夏大学农学院的前身）工作，之后在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资料室工作，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教书育人服务先进工作者”称号。

记者：请您谈谈您和周鹏起老师是怎样来到宁夏大学的？

周佩茹（以下简称周）：我叫周佩茹，1935年生。当时我们（和周鹏起）在上海民办中学教书，我们是在不同的两个学校。因为当时是教育大发展，1957年，上海有好多民办学校，我们当时高中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考大学，上海市团委就介绍我们到民办中学当老师。当时我是政治老师，他是生物老师，虽说我们是两个学校，但我们是一个团支部，我是组织委员，他是支部书记，我们就认识了。

到1958年的时候，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到上海去要人，要各行各业大批的人才，当然并不是只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都有。那时候年轻也没有什么顾虑嘛，我们就说干脆我们报名，到边疆去也好，锻炼自己，支援边疆的建设。因为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要成立嘛，我们报名组织上就批准我们来了，我到宁夏大学政治系去了，他一直在校长办公室，这是我们来宁夏大学前后的大概情况。

记者：在当年艰苦的条件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有些什么体会？

周：当时来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周鹏起呢，他基本上一直搞行政工作的，拍照也是偶然，因为他原来有个最老的那种照相机，我们也没留下来，那小小的照相机就自己拍着玩的，结果他挺喜欢的。因为当时人也缺嘛，学校宣传也需要这方面的人，他就愿意自己从头摸索、学习。

后来学校条件也好了，买了一个尼康照相机，他就开始练习摄影，主要他对这方面爱好了，所以慢慢地扩大拍照的数量，底片和照片具体的册数我就没统计过，因为当时也没重视这方面的保存。

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就现在宁大的拐角楼，拐角楼里也没有设备和地方供他冲洗照片。他就跟学校联系，把一个停用的厕所改成了暗室，把冲洗的那套东西就放在这里。他自己洗自己冲啊，都是自己搞，慢慢的他也学会了。他不管干哪个工作都很负责的。

他当过工会主席、校长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到外办，学校引进外专以后他当外办主任，就一直在外办工作，跟那些外教教师关系也都挺和谐，那些教师都对他挺好的，对他评价也挺高。他原来身体还可以，不知道怎么哪年得过肝炎，肝炎拖了五六年以后到2006年变成肝癌，到2006年他就走了，走得比较早一点，那没办法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我一直是在政治系管资料室，我退休以后又返聘了两年，在政治系办公室我又待了一段时期。1960年，宁夏大学虽然拐角楼有了，但是用的是井水，厕所也在外面，下楼要走好长时间上厕所，结果有一次我还走错了，还算好没撞上人，所以那个时候是特艰苦。拐角楼基本上一家就这么一间，才12平方米。做饭呢，当时都在走廊上，每家门口有个炉子。那个时候食堂也不太好，后来食堂越办越好，我们才基本上不开火了，就在食堂买吃的。我一直在拐角楼住着，一直住到1976年才搬到一个40多平方米的房子。(www.xing528.com)

我两个孩子都是在拐角楼生的，四口人就在那屋子里，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苦，因为那时候想的来这里本来就是吃苦的，比刚来的时候条件好多了，后来拐角楼自来水有了就更好了，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度过了。

当时因为他工作很忙，我工作也很忙，1966年我又调到党校去给农民授课，结果他一个人还要带孩子，那时候是比较艰苦的，我早上去，晚上回来，不过还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那个托儿所嘛，后来搬到东楼就好了。我们就一直在学校工作，他就是基本上就一直搞行政工作。后来新闻系成立以后没有教师，王庆同老师（王庆同当时是负责那个新闻系的）就说，他就想请他（周鹏起）教那个摄影课。他想学校没办法，但是也请不到摄影师，结果他硬着头皮试一试吧，他就自编教材，他编的教材我都没见，后来我也没找到，他的教材不知道后来他都搁哪去了，我那时候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他编写的教材。他就自己教，反正学生对他教学还挺满意的，就这样过来了，基本上他就是这情况。

周鹏起与心爱的相机

那时候农学院有个农场，我还在那待过，养过猪，我帮他们养猪，那个农场当时农学系有好几个老师，王静芳老师、陈秀夫老师都是北农大来的，他们都在那。那农场那时候还种菜了，最早在罗家庄嘛，罗家庄有个大农场，从种稻到收稻子，什么时候我都得去。

当时刚来时，各方面挺不习惯的，特别到宁夏以后气候又干燥，夜里口干得不得了，因为冬天还生火嘛，它更干了，所以我这个习惯就是在宁夏夜里老要喝水，这个生活相对于上海就没法比。不过好像也能克服下来，当时因为我们都是一帮年轻人，20多岁也慢慢地习惯了。后来我们系自己可以买书了，有经费买书，所以我们慢慢地扩大，具体的册数我就没统计过，因为当时也没重视这方面，反正我们那个资料室挺大的，书是挺全的，政治的、法律的，还有文学方面我们也买一些。当时艰苦就是那些报纸不像现在不存了，那时候还要存起来，过期的我们都自己装订，装订起来给这些保存起来，过期的一摞一摞保存起来。

后来又来了两个人，我刚去的时候，因为资料室他们没有人员，原来一个老师在里头帮忙，那个人也调走了，叫汤宜庄。我接管的时候觉得当时那资料室还可以，书还不少，但是因为新的少，我去了以后就逐渐增加一些新的。反正有关这方面的新书，我是尽量去给他们买的，所以我们系的老师，基本上就靠这个资料室写书了。哪些书是需要，我就跟新华书店联系，当时那新华书店那个人跟我也熟了，他有什么这方面的也给我打电话，所以我们就跟他联系很密切，他就给我们借书。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这个书呢，当时那个书虽然不是太多，但是还是满足了教师的需要，当时资料室还挺受欢迎的，老师都愿意在那，而且那个学生也愿意去，他们学生也愿意到那去看。

周鹏起校园创作中

记者：您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周：宁夏大学现在发展那么快，我都不太了解了，那么多校区。因为我在职和临近退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我都退休近三十年了，所以宁大发展我感到很兴奋。那一次60年校庆我去学校，我都不认识了，就走了那么多地方，那个校史展览馆我也去看了，发展还是挺快的。现在学院有那么多，听说中卫还有个校区是吧，又是新华学院，又是北校区、南校区。我来了那么多年，现在宁大发展那么快，我也感到挺高兴。当然当时自己为学校发展也付出一定的心血，所以这方面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