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麟和汤翠芳：宁夏大学口述实录

吴家麟（1926年6月—2017年5月3日），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党员，教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宪法》专业，1961年到宁夏大学任教，讲授形式逻辑和哲学史等课程，1979年任宁夏大学副校长，1983年任宁夏大学校长。他参与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曾担任《宪法》《行政法》副主编；在修订版中担任《宪法》主编。他撰写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著作，主编的《宪法学》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高校宪法学教材。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9月，吴家麟被评为“宁夏50年影响力人物”。同月，获宁夏法学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2008年获宁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突出贡献奖，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5年10月，被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授予“中国宪法学发展终身成就奖”。

汤翠芳，女，1933年11月出生，福建省龙岩人。中共党员，教授。1982年8月调入宁夏大学工作。先后主讲大学语文、形式逻辑、法律逻辑、普通写作、说理文写作、法律基础、婚姻法等课程。担任宁夏大学政史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多次荣获校系教学质量一等奖。主要著作有《法律基础》《说理文概论》（合著）、《与中学生趣谈逻辑》（合著）等，发表论文多篇。获自治区和宁夏大学优秀科研奖8项，获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和宁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各一次。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与吴家麟老师的求学经历及来到宁夏大学工作的情况。

汤翠芳（以下简称汤）：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1958年毕业。毕业以后党中央号召建设边疆支援边疆，我们当年的热情很高，全校那一年毕业的好多学生都报名到边疆，我当年也报名了。那么去边疆哪个地方呢？当时是学校来分配，把我分到宁夏了。

吴家麟是1961年来到宁夏。开始分配他到中卫中学教语文，还没有去正式上班，当时宁大副校长刘继曾，指名要到了宁大。刘继曾很爱惜人才，他当时负责宁大寻找老师的工作。为什么要吴家麟呢？当时分到宁夏的人，大部分是应届大学生，讲师和教授很少。当年吴家麟是讲师，刘继曾一看是年轻讲师，而且有著作有文章，他就说：“吴家麟我要了。”要来以后刘继曾还挺得意的。

来宁大以后学校挺重视他的，当年就让他开课。

当时逻辑学没人教，吴家麟就教了。他开逻辑课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除了（逻辑学知识）全部消化，另外他搜集了很多的材料。因为逻辑学课很枯燥，尽是一些图啊、定理啊，知识点抽象不好懂，那他讲这个课如果按教材讲肯定没人爱听。

怎么办呢？就要提高学生听课的兴趣，有兴趣了爱学习了，学的就能用。所以他就想办法从好多书里头去找材料，讲课的时候先讲概念，讲明确了什么是概念，它有什么特征，它跟语言有什么关系。然后就举书上的一些有名的例子、有名的故事，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讲，之后讲课的效果就非常好了，学生特爱听。

他开逻辑学课大概两年后，又开了一门课叫说理文写作。（因为）当时是叫政史系，需要的是要会写文章，特别要会写论文，所以他就开了这门课。这门课在全国高校中没有人开过，他是第一个讲这门课的。

他1979年1月份左右当了副校长，1983年几月份我记不清楚了，又当的是校长。他在担任副校长到校长的时间大概有10年左右。其间，因为国家太需要人才了，全国需要编写高校的各门课教材，教育部就把他调去了，要他主编两本全国通用的法学教材，一本是宪法学，一本是法律逻辑学。他一人兼两部教材的主编，这个任务很重，当时教育部借调了他半年。

1982年，吴家麟给学生授课中

我1958年到宁夏报到以后，被分配在自治区工业机械局去工作。当时机械局刚成立不久需要人，就把我分配到人事室，人事室里头两个领导就我一个兵，他们指挥我干啥我就干啥，就当跑腿的。过了两三个月吧，自治区综合电机厂需要大学生，他们要办厂报，厂报半个月出一次，我就调去当记者编辑。那当小报记者你就得到处采访。那时候赶上宁夏冬天啊，我到电机厂穿的皮衣服戴的皮手套，戴着皮帽子还冻得耳朵和手都裂了。当年还怀着孕，我来宁夏之前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就在电机厂当了记者兼编辑大概一个冬天，后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技术学校要人，又把我调到那个技术学校去了。技术学校的人事部门不能代课，就让我在教务处打杂，排课表啊、通知老师开会啊、买书啊、给各班发书啊，就干这事。

干了一年，因为工业学校要开语文课，人事部通知我代语文课，从此我就当了语文老师。

后来工业学校不办了，就给我放到新城中学教书。后来新城中学升格了，宁大需要一个附中，就把新城中学连锅端了，合并到宁大去了。

吴家麟当了副校长以后，分管教学和科研，因为当时他还代课，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怎么办，他提出给他配一个助手。那么这个助手的条件是什么呢？要懂法律，准备接他的法律课，接他的逻辑课。他当时讲法律课，讲逻辑课，还要回一些来信。

他当时要做副校长工作，又要编写全国教材，还要给学生讲课，实在是忙不过来。宁大当时内部没有这样的人才，那就到附中调，附中调人容易啊，和宁大是一个单位的。后来经过宁大组织部去了解，认为我比较合适。因为我学法律的，教语文的，当年评了好几个先进并且是入过党的，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把我调到宁大。1982年夏天，我就调到宁大了。到那里以后，我一边准备讲课，一边还要当他的助手，不是助理是助手，就是帮他处理一些事务性的事情，我就这么来了。

记者：您与吴家麟老师在宁夏大学工作期间，有哪些自豪和欣慰的经历和成绩？(www.xing528.com)

汤：我认为他最值得传承的事情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尊师重教。为什么特别提尊师重教呢？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

要办一所大学，吴家麟从来都认为大学最需要的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各种设备。最主要的是需要老师，特别是好老师，只有一批好老师才能够带出一批好学生，因此他特别重视教师问题。吴家麟就任校领导以后强调必须要尊师，当时全国的大气候他没法改变，但宁大这个圈子里的小气候，他作为校长一定要把它改变。怎么改变呢？就要尊师。怎么尊师呢？他们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先解决着急的问题，把教师队伍稳住，让老师愿意留在宁大，那么第一步要解决住房问题。他们校领导就做了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以后盖房子向老师倾斜，后来盖几栋房子全部分给老师了。这是宁大有史以来第一次啊！而且是石破天惊的，震动非常大。所以很多老师安心了，有新房住啊！

另外老师要讲课，讲课的话你光给我一本教材不行，要有各种参考书、工具书啊。宁大刚建立的时候图书馆还有一些书，“文革”时就把这些书全部烧了。那怎么备课呀？老师怎么上课呀？当然老师不满意了。怎么办？买呀！领导班子决定买，在全国各地买书。钱怎么办？他们当时这样决定的，要改变原有图书经费的规定。当时经费很紧张，全校每年只有两三千万元的经费，那么按照规定，图书经费占总经费的2.5％，这两三千万买书只允许用其中的2.5％。为了解决教师备课问题，学校决定了要把这个图书经费的占比由原来的2.5％提高到7.5％，这样的话经费就多了一点。他们就到全国各地买书，那时吴家麟到各地作报告，同时带回来各种书籍。这样就解决老师的备课问题，有住的了，有工作辅助工具了，老师就安心了。

那么光把老师稳住不行，当时老师不多，那得培养新力量。当年宁大老师都是从外地进来的，到外地引进新老师太难太难了。吴家麟做了很多努力，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引进老师，愿意来的老师很少，就是愿意来对方单位也不放，当时各个大学都缺人。那怎么办？就从本地调。当年从本地的中学，就是1981年到1983年那段时间，经过吴家麟的努力，调来一批老师。

为什么难呢？因为当时人才不允许随便流动，调一个人要经过好几个关卡，你调中学老师到大学当老师，老师自己当然愿意了，那原单位肯不肯放你啊。一个是因为调的都是本校骨干老师、好老师，那学校不肯放。再一个因为县里头的教育部门不肯放，你得到银川市调，银川市教育部门也不肯放，那还要经过自治区教育部门一关一关的申请。

1986年，吴家麟作工作报告

为了调人把吴家麟要愁死了。那么外地调不来就从宁夏本地调，在政府的支持下调了一部分。但教师还是很紧缺，那怎么办？那就得自己培养，把留校的青年教师送到国内有名的大学里头去培养，当时叫作委托培养或者定向培养。主要培养研究生，刚留校的老师都是本科生，送出去培养成研究生。那在关注中青年教师提高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了研究生。培养了多少呢，当年吴家麟去自治区申请了100万元，把这钱申请来以后培养了50名研究生充实到教育队伍来。这样还使宁大的教师队伍不仅后继有人，而且教师质量得到提高。后来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下去了，这才把教师问题给解决了。

第二个，是当时邵逸夫捐款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大学，给宁大分的是100万港币，这100万港币不够啊！当年叫吴家麟去香港领这一笔钱，一起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校长，带队的对他们约法三章，让各位校长去了，在会上发言一定要表示感谢，除了感谢之外，其他任何都不允许提。吴家麟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胆子也大，他说丢乌纱帽就丢了，咱要为宁大做一件好事。

在会上就他一个人提了要求，其他人都表示感谢。他在会上谈了宁大目前的困难情况，希望邵逸夫先生再支持一些资金，他这一说，邵逸夫马上又批了100万港币。吴家麟回校后不久，邵逸夫加赠的100万港币也就到位，200万港币就盖起了后来的邵逸夫外语教学楼。现在这个外语教学楼看着很一般，可当年在宁大可是首屈一指的，那是最好的一栋教学楼啊！按当时设计的话是相当先进，200万港币现在看来太少了，当年可管事儿呀！

记者：请与我们分享一下您与吴家麟老师在工作中的体会。

汤：我自己到宁大以后为什么干劲那么足？好像自己有无穷的力量似的。咱们讲实话啊，有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把它归纳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当时入党的时候那个激动的心情，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宣誓入党的时候，眼泪哗啦哗啦掉。30多年过去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努力终于实现了，那时候感到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到大学以后我就立志，一定要服从党的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要勇挑重担，要先人后己。党号召要攀高峰，要出成绩，那我就努力。就是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所以给我什么课我都敢接，我都努力接，我都努力做好。当时这一股力量很强，因为共产党员就要像个共产党员那样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就是这么一股力量在支持着我。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自己到大学来很不容易，一定要努力工作，作出成绩你才能站得住脚呀。那站不住脚就当不成一个合格的老师，要被淘汰的。我把它归结为教师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也就推动着我努力工作。这里提到勇攀高峰有点高了，勇攀高峰我谈不上，但是爬个小小的土坡还是可以的。

记者：您对宁夏大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对当代大学生有什么寄语？

汤：我希望宁大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我希望当代大学生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自觉抵制社会上的污泥浊水，肯于学习、善于学习、刻苦学习、不断学习，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