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惨败，这意味着清政府走出的自强第一步遭遇瓶颈。
洋务运动为何会失败？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只知洋务重要，一心致力于洋务，却不知除此之外，还有国务。何为国务呢？
在梁启超眼中，国务重于洋务。国务则是要盘查清楚何为国家、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百姓各自的权限以及臣属职责，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得知西方各国富强的缘由。然而，李鸿章只注意到枪、炮、船、机器，却忽视了隐藏于这些物什后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虽然梁启超的这些话有些绕，但不能不说是对李鸿章的公允之评。
甲午之战说明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行的，这只是皮毛。至此，国人不得不将目光放得更远，不得不开始思索在这些“长技”的背后又有什么。渐渐地，他们发觉这些枪、炮、战舰只是枝叶，而长出这些枝叶的主干则是远比清王朝更能适应时代潮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要想自强，唯有走得更远一些。
不管怎么说，魏源的时代过去了，李鸿章的时代也将落幕，而接下来站在时代潮头的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政体，但这些能够帮助清王朝渡过难关吗？
我们继续讲述。
李鸿章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引得举国哗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数千名举人聚集到都察院门前请愿，要求拒签条约。随后，康有为挥笔写下一份万言书，向光绪帝提出变法请求。他没有想到，这次上书并未成功。把持朝政的慈禧见到这份奏折，立即扣留，根本未让光绪帝看到。然而，经过此事，康有为、梁启超声名大振，他们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被称为维新派。
康、梁二人见光绪帝对他们的上书迟迟没有答复，并不灰心，又接连写出四封上书。终于，光绪帝见到上书。他十分赞同变法维新，认为这是重振清王朝的良机。当时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得知光绪帝决定变法，并未反对，只是淡淡地说：“只要不违背祖宗体制，你怎么变法皆可。”慈禧之所以同意，一是因为变法维新的呼声太高，她不得不顺流而动；二是因为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尽在她的掌控之中。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还朝权。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推行变法。这一年，论干支纪年为戊戌年，此次变法被称为戊戌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听取了变法维新的详细主张，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允许他专折奏事。随后，光绪帝又命令维新派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负责起草变法的上谕。这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几个方面，主要是向西方各国学习，以求富国强兵，具体内容有裁撤通政司等闲散衙门、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铁矿总局等。
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变法还是停留在表面，未能进行政体的革新，然而仅仅这些内容便触动了很多权贵以及读书人的利益。况且，维新派将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未有实权的光绪帝，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www.xing528.com)
她担心光绪羽翼丰满，自己大权旁落。在众权贵的鼓动下，她决定收回刚交出的大权，阻止变法。慈禧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使得整个京城都在荣禄的控制之下。
对于慈禧的意图，光绪当然明白。慈禧是变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该如何搬离呢？
光绪帝颁发密诏，让维新派商议对策。谭嗣同提议，拉拢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发动政变，软禁慈禧。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悄悄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
袁世凯大惊，问谭嗣同深夜来访有何要事。
待谭嗣同表明来意，袁世凯沉吟一番，表示同意。他还指着苍天发誓：“皇天在上，袁某万死追随皇上，不成功则成仁。”
谭嗣同大喜，说：“有你接应，此事已成功八九分，我们的计划是先杀死荣禄，再逼慈禧还政。只是荣禄兵力强大，并不容易对付。”
袁世凯则胸有成竹地说，杀死荣禄易如反掌。
二人约定好行军路线，由袁世凯先回天津布置兵力，谭嗣同随后接应。然而，谭嗣同才离开，之前信誓旦旦的袁世凯便立即连夜赶回天津，到荣禄府上告密，将维新派的计划和盘托出。
荣禄赶忙前往颐和园，向慈禧禀告此事。9月21日清晨，慈禧返回紫禁城，将光绪痛骂一顿后，将其幽禁在瀛台，随后下令捕捉维新派的九名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得到消息，逃亡日本。谭嗣同选择了留下，他慷慨激昂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成的，现在中国还未听闻有因变法而流血的，那么，现在请自我谭嗣同开始吧。”他要为捍卫新法流尽最后一滴血。
由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六名志士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说起来，戊戌变法自公元1898年6月11日诏告天下到9月21日全部废除，共计103日，因此又被世人称为“百日维新”。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这样中途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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