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被藩镇割据困扰，朝廷内部也被两个痼疾纠缠着。
痼疾之一是宦官专权。
唐玄宗之时，宦官高力士便权倾天下，但他尚且知道收敛，因而为祸不深。随后，李辅国、鱼朝恩无不权势滔天。到唐穆宗时，宦官力量更加强大，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他们既执掌兵权，又将手伸向朝堂，结交文官，网罗同党。朝野内外，文武二途，无不留有他们骄纵的痕迹，甚至连帝王都难以逃脱他们的挟制。
我们通过一些事例来讲解。
比如，唐代宗之时，宦官李辅国曾经直截了当地向君王提议：“您只管在宫中端坐，外事交由老奴处置即可。”这分明是让君王成为傀儡。
再比如宦官鱼朝恩，朝廷大小事情，他无不参与决断。偶尔有一次，事情没让他知晓，他便愤然说：“天下之事难道还有不需要经过我裁决的吗？”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连君王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中。唐顺宗对这一状况很是不满，启用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朝臣，准备推行革新，削减宦官权力，却遭到他们的疯狂围攻。最终，宦官们竟然声称唐顺宗有病，逼迫他退位。至于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都被驱赶出京，贬斥到僻远之地。
下面我们要讲述的甘露之变，也是这样一次争端。那时，唐文宗李昂继位，决心铲除宦官。他会怎么做呢？
唐文宗一面网罗人才，一面寻找良机。有一次，他生病，有人举荐了一位精通医道的官员，名为郑注。郑注药到病除，这让唐文宗颇为满意。而且在诊治过程中，唐文宗察觉郑注办事果断周到，值得托付。于是，待病愈，唐文宗便封郑注为御史大夫。后来，经郑注推荐，唐文宗又加封名不见经传的小官李训为宰相。
得到唐文宗重用，郑注、李训自然感激不尽。
唐文宗见时机已至，便向他们提出铲除宦官的想法。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是仇士良。经过精心策划，唐文宗、郑注、李训决定让禁卫军韩约作为内应，施行“甘露”之策。
何为甘露？
即假称天降甘露，将仇士良引到那里观看，趁机将其杀死。
那日，唐文宗正在朝堂上和百官议事，忽然韩约匆忙来报，说在左金吾衙门后院一株石榴树上，降下象征吉兆的甘露，请唐文宗率百官亲去观赏。唐文宗遣李训去看，李训回报说，不像甘露。
唐文宗佯装恼怒，命仇士良一同前去查看。
于是，仇士良率领宦官赶到后院查看。他察觉到韩约汗流浃背，神色慌张，便问：“将军为何这样？”韩约吞吞吐吐。这令仇士良心生疑虑。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过，将院中帐幕掀起一角，露出一排手持尖刀的武士。(www.xing528.com)
仇士良顿时醒悟，大惊之下，立即转身逃跑。
守门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斥，门闩便没插上。仇士良趁机逃脱。韩约见仇士良逃跑，知道事情败露，便率领埋伏的武士追赶。不料，仇士良行动迅疾，已将唐文宗劫持，捅烂殿后窗纱，冲出北殿。
李训见势不妙，急忙逃离出宫，半路被仇士良遣人杀死。当时，郑注正自风翔率兵入城，准备协助李训，听闻行动失败，仇士良正在抓捕他，只得返回，也在半路被宦官杀死。至此，“甘露”之计全盘失败。
随后，仇士良在长安大肆搜捕参与此事的官吏。前后被杀的朝臣上千名，其中包括数位宰相。朝堂顿时一空，其中有很多官吏被无辜牵连。那场杀戮，染红了长安的街巷。
史上称这次政变为“甘露之变”。
随后，仇士良得知是唐文宗发动了此次政变，便对他的一举一动严加限制。唐文宗宛若笼中鸟雀，不得自由。他整日郁郁不乐，五年后病逝。
接下来，我们讲述纠缠晚唐的另一痼疾—朋党之争。
何为党争？简单来说，是朝臣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从唐宪宗时期开始，朝臣一派以李德裕为首，被称为李党；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被称为牛党。郡县制之下，君王要治国理政，必须重用官吏，但满朝大臣，不是牛党便是李党。
君王该如何做呢？
不重用牛党，便要重用李党；不重用李党，便需重用牛党。然而凡是李党执政，必排挤牛党；而牛党执政，必排挤李党。于是，牛、李两党宛若跷跷板，随着君王更替，此起彼伏，彼起此伏。
这样的党争持续长达四十年。
这些朝堂高官结交宦官，互相攻击，吵闹不休，惹得朝堂无一日安宁。我们知道，治理国家是最需要理性的，然而理性常常因为这些喧嚣的争执而被排除在外。他们忘了治国理政，只是一味沉浸于政见之争，沉浸于个人恩怨。这场党争完全可以用一个粗糙的比喻来说明，那就是两队人马对殴，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他们叫喊着、吵闹着，只顾宣泄个人情绪，而忘记了家国。
对此，唐文宗曾忧虑地说：“去除河北贼人容易，而去除朝中朋党实在艰难。”
不能不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是笼罩在晚唐天空的三片乌云。他们一起将唐王朝推向倾覆的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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