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是比较系统的，它提出了一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并辅之以赏罚的治国方略。仁政德治和民本思想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和“泛爱众而栾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思想都为《吕氏春秋》所吸收并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吕氏春秋》反对家天下，主张至公无私是为君的先决条件，它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6]在《去私》篇中又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反对家天下必然讴歌禅让，《圜道》篇指出：“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继承人），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公正）。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以上这些主张，显然与儒家“天下为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与《吕氏春秋》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
《吕氏春秋》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民众乃是国家的根本。而能否得民心，是能否使天下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7]可是要获得民心，就必须切切实实地为人谋福利。《适威》篇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它还在《精通》中强调指出：“德也者，万民之宰也。”它特别把“行德爱人”作为德治的核心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8]又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使之，无不行也。”[9]这与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是相通的。
《吕氏春秋》也讲赏罚，但只把赏罚当作一种辅助手段，与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有根本的不同。它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10]它反对君主凭主观的爱恶而施行赏罚，主张赏罚的标准应当是义；它还认为赏罚不能滥施，不可专恃，而要适可而止。”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11]并认为“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12]这与法家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www.xing528.com)
在《吕氏春秋》的德治思想中，教育与音乐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对教学十分重视，对教师特别尊重。《尊师》篇说：“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学。”它还列举了尊师的具体做法，给做教师的人以崇高的地位。《吕氏春秋》十分注意音乐的作用。《适音》篇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这与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所持观点基上是一致的，甚至在语言口吻上也大同小异。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无为”，它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群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13]它在许多篇章中，反复强调君主不要陷于具体事务中，要执守无为，甚至主张君主的本分与职责是“无智、无能、无为”，因为只有君主“无智”，才能使众人“有智”，只有君主“无能”，才能使众人“有能”。它所理想的“君道”是“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14]一位贤明的君主要“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这些主张显然与秦始皇的强力躬行的施政方针和独裁统治是相对立的。儒家主张“垂拱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虽以儒家为主导，但在君道方面则颇近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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