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称“辩者”为“刑名之家（“刑名”或“形名”）。《庄子·天下篇》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于此可见，除《公孙龙子》存一部分外，其余均佚。
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1]遂始创“名家”之名，与阴阳、儒、墨、法、道诸大家并列。《汉书·艺文志》继史记之后，也认为“名家”为一独立学派，以公孙龙、邓析、尹文、惠施等人属之。
春秋初、中叶，存在着野蛮的臧获制，即典型的奴隶制，这些奴隶，主要来自战俘，也有从买卖转化而来，当时统称为“臧获”。围绕着这种制度的存废问题，名家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惠施是一位大名家，他学说的核心就是要去掉“尊贵卑贱”，主张“泛爱”，也就是爱“臧获”如“人”。而另一位大名家公孙龙则倡导“正举”：“其有君臣之于国焉，故强寿矣”[2]，是要在一国维护“君臣”制度。公孙龙反对“暴则君臣争而两明也”[3]的所谓“非正举”。他和惠施是正相反对的。
名家二派集中展开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关于“类”和“指”的问题，也就是臧获是否和主人一样同类，同为“人”。
惠施倡导废除臧获制，他认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4]就是说只要泛爱万物，尽管主奴身份的高低有如天地之别，但“天与地卑”[5]，他们都是“一体”，同为“人”一类。“一类”，是对臧获进行“泛爱”的前提，也是其后果。(www.xing528.com)
公孙龙反对惠施这种观点。他只承认物有各自的“指”（即“名”），反对有所谓“天下之所兼”的“指”（即“类”），他认为物没有不是被人指认为听，所以都有“名”，但这种指认却非“类”。由于“物之各有名”[6]，即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如身份、地位，是“有不为指”的；所以他反对把不同的物合为一“指”，即一“类”。也就是说，他反对把主奴同为“一类”。
名家争论的问题之二是：名实问题。这里的名，是指名分、地位。名家主要用所谓“北、南”、“燕、荆（或越）”来譬喻名实，其实质是在争论君臣的名分、地位究竟怎样，又怎样才算恰当的问题。
我国古代传统的观念，认为北方是中国、华夏，是高贵的；南方是荆越、蛮夷，是低贱的。惠施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7]。惠施在这里实际上是反对传统的方位观念，认为燕是南方，越是北方。所以他正好倒过来说，天下的中央是在南燕的北面，北越的南面。惠施以此譬喻，说明另一种传统观念，所谓“君尊臣贱”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说法，是传统偏见，是错误的。
公孙龙则相反，他主张“正举”。他说：“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也。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8]。又说：“暴则君臣争而两明也”。明显表明所谓“正名”、“正举”是一回事，都是在譬喻并维护天下之“正道”，神圣的“君臣”制度。
当然，名家在展开争论时，还有许许多多的提法，如“山泽问题”、“坚白问题”等等。他们还引用众多的譬喻，甚至到颜色的清浊，到五行的是否相胜等等，但反反复复的阐述和论证，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臧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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