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谓之伪，谓之失”[5]。
“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6]。
庄子认为“性”就是天命的质地，也就是人的自然。这种“性”论是很朴素的。他认为只要保全自然的“性”，就是好的。他认为“性”是“不可易”的；天赋的“命”也是不可变的（这里所说的“命”和“性”差不多，“命不可变”，就是自然叫你怎样就怎样，不可改变）。他又认为“性之动”也就是人为，那是不好的。庄子认为一个人能够得其自然也就是“得其道”，那就“无自而不可”；失去了自然也就是失其“道”，那就“无自而可”。
庄子思想出于老子，而老子学说出于杨朱，所以《庄子》书中也有“重生”理论。《庄子》书说：“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7]
“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其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8]
“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9]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不能自胜而强不从（纵欲）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10](www.xing528.com)
庄子也以“重生”、“贵己”为其人生哲学的出发点。在庄子看来，人生本来是痛苦的，他认为：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11]
这就是说，人一生出来就有忧患，年纪大的人老是怕死想不死，又何苦呢？照庄子看来，这简直是自寻苦恼！庄子怀疑道德，认为道德足以伤身，“至乐”只是“活身”，只有“无为”才能“至乐”。
但是，无论怎样“重生”，生命还是不可能永远保有的，那怎么办呢？照庄子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冲破生死关，拿“毫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生死问题，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庄子企图从心理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理解人所以“好生恶死”，就是因为有“好”、“恶”的情感，只有消除了这种情感，人才能放手游行，得到“绝对的自由”，也就得到了“绝对的快乐”。庄子认为人本来是可以没有情感的，因为自然就没有情感。人要是能够“复归于自然”，就能“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一个人能够因循自然，而不去“益生”，那也就能够“长生”了。在庄子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破一切，一切不管，听其自然，那就可以“长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发挥老子的“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的思想。但庄子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的确比老子进了一步。庄子要人从心理上除消情感，不好生恶死，这的确是冲破生死关的一种方法。在庄子看来，“无情”就是不动感情，不动感情的方法，就是一切因循自然，不加作为，看开得失。他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12]
“得”是合乎时机的，“失”也是“顺”，那就无所谓得失，知道了这点，就能够“安时而处顺”；得也好，失也好；生也好，死也好；一切都是自然的变化，你要逃避也逃避不了，动感情也是无用的，还不如不动感情，听任自然，反而得到“自由”。能够这样的人，就“哀乐不能入”，这就是所谓县解（解脱）。人如果不能自己解脱，就要被物所“结”、所“累”。因为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不能胜“天”（自然）的，所以听天由命，反能得到“自由”，得到“快乐”。老子已经感到“重生”、“贵己”会得到希望的反面，所以，以“不重生”来“重生”，以“不贵己”来“贵己”。然而，老子还要求“重生”、“贵己”，他还有希望的目的，因此，他还有“痛苦”。庄子则更进一步，连“重生”、“贵己”的目的都忘掉，彻底因循自然，彻底“无为”。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重生”、“贵己”。
庄子还企图在“理智”上来解决生死问题。他认为，当一个人未出世的时候，本来是没有生命的，甚至连形体和“气”都没有。在自然之中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既然本来是“无生”的，当然仍旧要归于“无生”——死；那么，生死不过像四时的更易。如果生就快乐，死就悲哀，那就是“不通乎命”。所以，所谓“看破生死”，还是有“生死”的观念存在着，还是不能真正冲破“生死”关。庄子企图进一步改变人的常情：以死为乐，以生为苦。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冲破“生死”关。这样，死就变成了人生追求的目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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