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先秦诸子的核心学说

道，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之本源等意义。先秦诸子中，以“道”的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学派，被称为“道家”。“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1]老子、庄子以此为自己学说的主旨。他们“全生避害”的基本方针，是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尘世的纷争。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会人生之真谛——道。因此，道家在基本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方面，与儒家相冲突。老子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道”^[2]。庄子也主张弃仁背义，废礼毁智，这与儒家隆礼贵仁，尚义主智的醇厚特征相左，体现出鲜明的超逸之风。

老子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的“道”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的最高追求。老子把“道”提升到万物终极的本源，最高法则的地位，但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着意去为宇宙的起源寻出一个最初的端倪，为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所以然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子把“道”提升为万物的终极本源——本体，是为了把人的精神境界从物的负累中提升出来，让它超越万物，罩住万物。老子把物象与本源——本体截然分开，认为人只有不断地剽剥万物，不断地否弃万有，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进达于无限绝对之道。而为了舍弃万有，最好避世而去。在老子看来，每个人只有完全离弃现存万物与现实社会，才能使自己超越相对有限，回归绝对无限。显然，老子的超越也称之为避世的超越，庄子接过老子的基本概念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老子是谴责现实的，为了与污浊的现实划出界限，他主张避世而去。他把他的“道”远远地置于万物之上”高高地设于万物之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群避世的山林之士的独特心态。而庄子是游戏人生的。庄子认为，人世间既然事事处处都是污浊的，那么事事处处就都是一样的，人到哪里去找清静地，到哪里去避世？避世不在于选择地方，而在于安顿心灵。只有心灵保持澄明，与物交而不物于物，便即是道。庄子让他的道完完全全地否弃物，又完完全全地认同物，所体现的则是一群游世之士的独特心态：这些人认为在世也可求得超越。

由老子创设，经庄子弘扬的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老庄为古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对中国古代自然观影响极深。对于古人来说，天地万物是从何而来的？天地万物之间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天地万物又将会怎样变化而去？这无疑是十分令人关注又十分神秘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构成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基石。

道家认为，现存宇宙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这个共同本源就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老子的这段话，从心性学的角度看，它指的是：人处于林林总总的万物之中，时时刻刻都在受着矛盾对待的限定与矛盾冲突的折磨，这是很痛苦的；人只有超越万物，超越生死（“二”生“三”之“三”），超出矛盾对待（“一”生“二”之“二”），回到无对待之前的状态中（“道”），才能够回到绝对、无限，才能够彻底地获得解脱，获得自由。

老子开列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过程，而且，由于老子第一个明确以非人格神的本源物（“道”）去取代至上神的绝对地位，这就使老子的哲学在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确立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道家之于中国古代政治，既可以引申为统治者正面的治国战略与策略，也可以引申为加以抨击、反对现存政权为目标的异端思想。特别表现于“无君论”中。承借老庄的思想，把“无君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并用以激烈抨击现实政治与现实体制的，是魏晋时期的一批名士，他们发挥老庄的思想，设置了一个无君的理想社会，甚至，陶渊明在《桃花源诗》里把“无君”的理想社会写实化成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清静正定的世外桃源。(www.xing528.com)

道家对佛教的中国化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人基本上是按道家所开出的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真谛的领悟方式去理解佛教、改铸佛教的。因为道家在斥逐现实、超越世俗社会，追求绝对永恒方面，与佛教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西汉时期，佛教从西域传入之初，是完全被当作道教神仙论式的宗教信仰看待的。魏晋时期，大乘空宗的般若学基本上是依道家的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被士人和佛教徒接受的。而唐代的禅宗则是佛教道家化的产物。

道家哲学的本体追求本身即是审美的，由这种本体追求引导出来的生活趣味也是审美的，正是道家哲学本体追求的审美性，为中国古代美学——审美学，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独特追求、独特风格与独特的发展路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道家哲学本体所要求的摆脱与物的对待性，正好成就了美与审美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美即是对自由的确认，道家的本体追求，主要是通过否弃外在的物的世界而实现的。这种否弃也就是从外在的物的世界中退出（超出）。所以，道家本体追求所带来的自由感与审美性，主要也是从与外界的矛盾对待中退出这一意义上给出的。

道家有感于现时现生的困迫，主张要从社会物事，从充满矛盾对待、变动不居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困迫中超出，回归于静——虚无之道，也就是应该避世、离世或逃世。避世、离世、逃世，走向田园，走向山林，也就是走向对自然的亲近感。道家的这种本体追求上对未受规范的自然——本然状况的向往，与在审美追求上对大自然的倾心，二者便获得了同一的意义。然而，自然之得以成为审美的对象，还在于：人被社会种种矛盾冲突所作贱的痛苦的心灵，只有回到恬淡、平静的大自然中才可以得到抚慰，才能够得到安顿。这也就是何以后世的魏晋玄学——新道家的许多人都热衷于田园、山水之乐及山水诗、山水画都继玄学的流行而兴起的根本原因。

追求虚空之美，泛言之，追求沉寂、宁静、淡泊之美，这种借道家而成立的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审美情趣，明显地蕴含有与现实现存社会物事不相容的意味。艺术家们是由于对现实现存一切物事的感触而转向艺术创作的，而由于深深感受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压迫，才把生命情调寄托于自然的。它表现了艺术家们对现实现存事物与社会人际关系的舍弃与超越。由于舍弃了现实现存物事的具体内容，人们所体验到的美是多么地纯粹。这种纯粹的美即自然美（超越了现实功利），自然美的成立即来自对纯美的追求。正是借助于自然，借助于虚空，中国古人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才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与人格。而自然美的成立，自然山水之成为诗画创作的专门对象，和艺术创作与审美追求的表现性、主观性、抽象性，这些在西方直至近现代才发生的事，中国却远在公元三、四世纪的魏晋时期即已时兴。这从艺术——美学发展的角度看，无疑应该说是道家对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宝库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