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意义在古代很广泛，起初当指各个氏族在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习俗，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种“历来的习俗”被制度化，在中国就叫作“礼”。周时把“礼”看作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纲纪。到了孔子，“礼”正式形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即“礼”学。从“继位”方面说，孔是礼的集大成者；从“开来”方面说，孔子又是礼学的开山祖师。
孔子常说：“执礼”[20]；“立于礼”[21]；“不学礼”，“不知礼，无以立”[22]；君子“礼以行之”[23]；“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4]。他又曾论“六言六蔽”，认为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只要不好学，就都各有所蔽，而从未说好礼不好学之蔽，可见他的所谓学，实在是以“礼”为中心的，不学礼就几乎做不成人的；不学礼也就无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孔子认为，周礼是借鉴夏礼、殷礼而建立起来的典章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而春秋时代的社会争乱，是由于欲穷乎物，物屈于欲，人欲横流，名份紊乱。要纠正这种时弊，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重建周礼的权威。孔子极度推崇周代的文物制度，一再声明“吾从周”，要求用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切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5]。(www.xing528.com)
孔子非常强调“正名”。这个“正名”是一个名与实的哲学问题。其礼的作用在于用周礼的形式去匡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春秋时，出现了臣杀君，子杀父，少凌长，应废除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这种现象，反映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权利之争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政权对周礼束缚的反抗。前者表现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腐败，后者则代表一种历史前进的趋势。孔子对于破坏周礼的行为一概加以谴责，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6]。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对此极为愤慨，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正名”，归根结缔就是要辨正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份，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使人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之网中的位置，控制自己的欲，不超出由“名份”规定的“度量”范围，从而消除争乱。
孔子特别称道“仁”，这个“仁”则是孔子伦理思想的结晶。但他的“仁”是以“礼”作为准绳和目标的。孔子对他的高足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7]孔子又说：“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28]。只有“仁”而动不以“礼”，还是未尽善的。“仁”尚且一点也不以离开“礼”，其他诸德，更可想而知了，孔子曾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9]孔子也同样以“礼”作为“孝”的内容。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30]。
孔子认为“仁”、“孝”以及包括其他一切在内，如果稍为离开了“礼”，就无从显示出人之所以高于禽兽。《礼记》得出一个结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宦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样，难怪孔子的道德教育被叫做“礼教”，孔子的政治主张被叫做“礼治”呢？一句话，在孔子的心目中，没有“礼”就根本没有人世，不成为人类和社会、国家了。没有“礼”，也就根本不成其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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