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及其特点

儒家的“儒”，大致说来，“儒”是古代掌管教育的一种职业者。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担当“王官”中的一种职位的人。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士”阶层开始崛起，私学逐渐兴旺，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王官之学”逐渐“失坠”，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当时的贤士大夫，把专门官吏所掌握的学问，转移到士大夫手里，“儒”也就流散到了社会上，他们和“庶人”接近，逐渐由贵族的老师转化为普通人的老师。由这种职业者构成一个集团，就是所谓“儒家”。孔子便是“儒家”的创建者，儒家学派的精神导师。他结合古代的“王官之学”，加以整理、改造，使之能适合当时的形势。这样，人们要求学知识，就自然地都去向他求教，他的学生众多，形成一个学派，于是出现了儒家学派。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醇厚之风独树一帜。它继承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遗风，切合春秋战国时代谋求安定生活的普遍社会心理，并为之设计了易行的实践手段，因而成为时代的“显学”。

儒学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礼为行为规范。在儒家的辞典里，“礼”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在一般场合，“礼”又专指周代之礼。在儒学里，“礼”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换言之，即完整的社会系统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入微地限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这在孔子以后的悠悠岁月，造成中华民族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以及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等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其二，以仁为思想核心。如果说“隆礼”是儒学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贵仁”才是它的思想核心，“人而不仁，如礼何”^[1]，儒学正是以“仁”释“礼”，力图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从而铺垫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文化精神的根基。

其三，以义为价值准绳。从价值判断方面，如何确定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礼”的规范，“仁”的精神，儒家提出必须以“义”为价值准绳。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说：“君子喻于义”^[2]，“君子义为上”^[3]；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4]；荀子也把义置于首要地位，“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5]，“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6]。因此，“舍生取义”也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

本来在孔子那里，义作为价值准绳，并不是与物欲（利）绝对对立的东西，二者之间不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但经过孟子，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7]的推衍，便成为与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义、利之辩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一大纽带。

其四，以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强调以知（智）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儒学经典《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勤奋的学、思、行的一致，既是求学之道，更是为人之道。

儒学将对人民的教化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8]一切从自己开始，从身边做起，不需要到彼岸世界的冥冥之中去搜寻，也不需要脱离世俗生活的苦行修炼，就在平凡自然的人生中，实现思想的净化和行动的自如。

应该说，这种充满理性实践精神的问学、施教之道，儒学体系中最具科学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精华对于中华民族以人世思想为社会主导心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得以避免，起到了导向作用。

应该说，孔子首创的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字，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字，或“外王”之学，这两个侧面是浑然一体的。他强调修己与安人、安百姓相贯通，认为象舜帝那样“恭己正南面”^[9]是最理想的境界。但春秋以后，儒家学派内部产生了分化，便有了“八儒”之分：“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10]。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侧重发展儒学原教中的“内圣”之学，荀子侧重发展儒学原教中的“外王”之学。当然，孟荀两派各自也都追求着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并非只是孤立地发展着一个侧面。(www.xing528.com)

孟子“平治天下”的要义，在“正人心”以“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11]，因此他对“外王”之学即“礼”学并不重视，“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12]，正是孟子把“仁”学引申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学说，认为只要将人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掘发、培育起来，便“足以保四海”^[13]。所以思孟学派的代表作《大学》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荀子则将着眼点放在对自然、社会外部世界的征服上，即所谓“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14]。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建立人群秩序的基础在于“分”与“辨”，即划分等级尊卑，而将“分”与“辨”条理化、制度化，便是“礼”。他论及“礼”的功能，主要申述其政治治理作用：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理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15]”

“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16]”

荀子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而又充满了外在事功成就的世界：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7]。

显而易见，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正是这种“外王”方略的成功实践。

“外王”路线指引下建立起显赫的文治武功，秦皇汉武的威权和功业都超越前代。但是秦皇父子好大喜功、二世而亡的教训告诉统治者，仅有外在的事功是不够的，也是不牢靠的，还需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模式来塑造人们的灵魂，训练勤谨而又安分的百姓。而封建士子们除了要帮助统治者培养顺民（“灭心中贼”）外，还希望用一种关于心灵修养的学说来教化统治者，直至君主本人，通过“格君心之非”促使其“行善政”，此即所谓“正心以正朝廷”。于是，在大一统政治基本稳固之后，思孟学派的“内圣”之学重振旗鼓，遇时而兴，“修齐治平”成为士人们背得滚瓜烂熟的生活信条，《大学》更被视作“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18]”荀况的“外王”之学反倒退居幕后，尽管继续为统治阶层实际运用，却不太为人所称道。

随着封建社会的推移，孟子地位愈趋提高。汉代赵歧首尊孟子为“亚圣”，唐代韩愈认定孟子是孔学衣钵的嫡传正宗，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论，他对比荀孟之学，称前者“大醇小疵”，而后却“醇乎醇者也”^[19]。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上阐扬“道统”，发展孟子“内圣”之学，将其进一步与“外王”之学分离，明确提出内本外末，修身为始，治平为终的观点。

总之，秦汉以后，儒学沿着“内圣”、“外王”两个方向发展，且两大流派此伏彼起、交相推衍、不绝如缕、占据着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潮地位。其“内圣”、“外王”之学对于伦理政治的高度注重，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虽多有变通，却大体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华文化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从“内圣”与“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夺目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