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治水之源-文化的江山文化中国的来源

在陶寺文化里，玉器明显增多，出现了琮、钺、璧的玉器组合。

这当然与良渚文化有关，尤其是与良渚化的古代国家起源有关。

玉器之外，还有农具，也呈现“良渚化世界”的基本特征，如陶寺遗址出土的“犁状石器”，其中一件，长达半米，堪称巨型，为同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所未见，但它却常见于良渚文化的故土太湖流域。还有两件“有肩石铲”，即带把石刀，在良渚文化中也是常见的破土石器，其他种种，就不多说了。总之，有一个问题就摆在这里，那就是陶寺文化的国家属性，也就是要问一下：陶寺文化，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古代国家？

我们知道，良渚文化早于陶寺文化约千年，但却是个成熟的国家。

赵辉在《良渚的国家形态》一文中指出，良渚社会分工发达，社会分层明显，城市规模巨大。据近来发现，原古城之外，还环绕一外城，使得古城面积倍增至约800万平方米。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需要多少人来建呢？放在小国寡民时代，实在不敢想象，若非能动员整个东南半壁的生产力，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施工，要建成这个大城市是不可能的。这就告诉我们，有一种新的权力——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出现了，这是在农业生产提供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是以治水为纽带，顺应河流统一性，开拓出来的文化的边疆。

赵辉指出，良渚文化，在城市水利建设方面，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体系，与此相应，还形成了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可以这么说，良渚古城，能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其本身就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显然，这是个典型的水利国家形态。但它会不会像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里所说的，是从“治水社会”产生的“专制主义”的一个源头呢？这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

将“东方”作为与“西方”对立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标杆，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预设。如果我们追问“东方”，非要问个究竟，那么就会发现，作为西方文明根底的“二希”——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都曾被“西方中心论”看作“东方”，难道说它们也是专门与西方作对的“专制主义”？所以说“东西方”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

用“西方中心论”眼光来看“西方”，“西方”从根本上就不靠谱。古希腊靠不住——希腊化的基督教被称为“东正教”，“希腊化世界”主要也是在“东方”。希伯来就更靠不住——毕竟古希腊还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而希伯来则是“东方”的产物。

如果说“东方”曾是西方文明的根底，那么从“专制主义”的根底里怎能生长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其实，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能用东西方来划分，应该说，西方也有专制主义，东方也有自由主义。东方也不全然“专制主义”，尤其在古代国家起源时，华夏先民怀着“天下为公”的目标，追求“人类大同”的梦想，走在通往“合众国为一国”的“从东南往西北”的历史地理线上。他们从洪水滔天中走来，逢山开路，遇水行舟，确如魏特夫所言，形成了所谓“治水社会”。但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东方专制主义”，反倒是后世之人习惯了王朝中国的“专制主义”，就用了他们自己的王朝习惯来看，从王朝的回光返照中，他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他们将自己的倒影看作史前文明。当然，也有穿透王朝中国去看史前文明的人，比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开篇就指出的“原君”，同后世君主不是一路人，“原君”是“治水社会”代表，并非“专制主义”化身。(www.xing528.com)

就从黄宗羲椎心泣血的那片土地，就在五千多年前良渚文化栖居的那方水土，就在《山海经》里有过记载的四明山中，产生了一位“原君”。从“黄宗羲”的姓名里，我们发现，他“宗”的那位“羲”，便是文化中国的“原君”——伏羲。此番觉悟，是在良渚地望，浙东一脉，黄公余姚故里，龙虎山中，梅林道上，梨洲墓前，豁然开朗，诗曰：

自有原君非炎黄，独往源头作主张。

到此听得梅花语，宗羲所指乃羲皇。

而在良渚古城里作为“治水社会”代表的那位“原君”，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禹”吧。禹的存在与传说，沿着“从东南往西北”的中国运势线，从良渚古城来到陶寺古城那一边。那禹啊，并非一人，亦非一时之存在，或为一族，或为一文化类型。总之，他就是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关于“禹”的一个具有神人二重性的文化传承。

在良渚古城，他被人称为“越禹”，到了陶寺古城，他就成了“戎禹”。作为“治水社会”的典型代表，他以“戎禹”身份进入陕、甘地区，勘察黄河源流，在甘肃西南部积石山一带，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会处，发现了黄河源头。《尚书·禹贡》载，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史记·夏本纪》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从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似乎看到他来回的身影，他顺流而下，以“治水社会”模式，实现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性，完成了从“越禹”向“戎禹”转变，以及从良渚文化的禹向龙山文化的禹的转型。

他治水，并非靠着一个世袭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而是凭借着“合众国为一国”的联邦化的公共权力，顺应大河流域天然就有的流域统一性，形成了“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共识，并以此为文化认同，建立了第一个基于人类正当性的命运共同体。有人称之为“华夏”，或曰“中华”，我们称它是“文化中国”。这也就是历史上传说的“尧舜之国”，亦即“治水社会”的尧、舜、禹时期。对于文化中国的追求，如果从良渚文化算起，起码有一千年，若从庙底沟类型算起，又何止两千年……正是“治水”这样一个文明的契机，使得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各种文化，从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在古代国家起源的入口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形成了一个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文化中国”，我们也将它称为“中华”。它虽然看似魏特夫所说的“治水社会”，但它并非“东方专制主义”的缘起。

石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彩绘陶扁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