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文邑-文化中国的来源

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可以说是文化大联合的产物。

而大联合，就是由不同文化区系走到一起来合成个文化中国。

文化区系说，是由苏秉琦最早提出的，他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六大区系：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

就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这六大文化区系互动所形成的文化大联合，是以良渚文化为先导，以龙山文化为主导的，对文化统一性的追求，造就了文化中国。

这样的国家起源，走了一条完全不适用于西方文明框架的道路。

在西方文明的框架里，国家是青铜时代的产物，这几乎成了一条流行的文明的定律，可以放诸四海，不仅适用于西方文明的起源，还适用于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个，唯独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条玉文化的路，走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而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就跟这个时代有关，闪耀着玉文化的光芒。

谈起文化大联合，还必须提到那个良渚化世界，文化大联合是在良渚化世界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那六大文化区系里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受了良渚文化的影响。就像古希腊在东方留下个希腊化世界一样，良渚文化从本土出走以后，就进入六大文化区系，推动文化大联合，在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发展出良渚化世界。尤其是“从东南往西北”那一路，从长江下游渡淮而上，扩展到黄河流域，在对国家体制化和神权信仰的用玉需求刺激下，在玉文化引导下，开辟了一条玉石之路，这也是通往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之路。

在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曾进入江汉平原，影响了石家河文化，但没有做大；要做大，得靠玉文化，要走在那条玉石之路上，玉文化才能做大。在良渚文化的推动下，石家河文化后来也沿着玉石之路北上了。在黄河流域，良渚文化进入海岱地区，发展出龙山文化，在龙山文化的主导下，良渚化世界越做越大，终于在黄河中游的临汾盆地里，实现了第一次文化大联合，“合众国为一国”，合成个“文化中国”，形成“尧都”陶寺文化。

令人兴奋的是，在陶寺大墓里，就出土了一件陶制“朱书‘文’字扁壶”，这本是一件灰陶汲水器，器已残缺，扁壶正面鼓腹一侧，赫然出现了朱红毛笔写的“文”字，而背面的另一残片上的笔画似“邑”字。冯时《“文邑”考》一文说，“文”后一字似有残笔，当为“邑”字，故称“文邑”。“文邑”，即“文命之邑”，盖因《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而言之，它是个文明的盆地，第一次文化大联合就在这盆地里形成“大邑”。(www.xing528.com)

考古人许宏说，陶寺人都是“拿来主义”者，从西方拿来铜器，从东方拿来玉器，南北兼收，东西并蓄，而成其煌煌大邑。这样说来，固然不错，但我们却认为，与其说是“拿来主义”，毋宁说是一次文化大联合，那“文邑”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化中国”。

不同的文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玉文化和青铜文化，从天南地北，为了追求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的理想，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反映在陶寺文化的“前铜礼器”群上，可见其来源多样，琮、璧、环等玉器，或来自良渚，或带有红山文化因素，玉钺多取之于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则来源于江淮地区，而尖首玉圭，或从中原以西来，彩绘如云纹、回纹、几何纹以及灵饰等，亦能从北方的赵宝沟文化找到源头……总之，“文邑”的形成，并非土生土长的晋南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延续和重复，而是文化大联合的产物。

就在这个名叫“文邑”的山川盆地里，尧、舜发育了礼制文明的文化中国的原型。禹称“文命”，由谁来“命”？当然是尧、舜。尧、舜以“文”为“命”，怪不得孔子要“祖述尧舜”了。原来“郁郁乎文哉”有这么个“文命”传统，故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也以“文命”自许。许宏说，陶寺文化的格局是“大邑小国”，可见文化中国以“邑”为标志，非以“国”为标志。所以，“文邑”就是文化的边疆，没有边界，也无须城墙，而“国”则必须有边界和城墙。陶寺文化的都邑，就在临汾盆地，并不辽阔，可它的大而化之的“文邑”究竟有多大呢？“前铜礼器”群所涉猎的范围，应该就是它的文化的边疆。

本来，散居各处的文化群落，分布于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经由尧、舜、禹的努力，在陶寺文化里形成“文邑”——礼制化的“文命”体系，而有文化中国缘起。国家跟着文化走，文化的边疆有多大，国家就会有多大，这就是“文命”华夏，要把文化的边疆，变成广域王权国家。陶寺人开发了文化的边疆，而夏人则以文化的边疆为天下，即华夏。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字扁壶（H3403）及“文”字摹本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扁壶残片上的字样

从这两块带有“文邑”字样的残片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文化大联合”的初曙之光，有人将“邑”释读为“尧”，看来也通，而且更能强调“文化中国”的时代性和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