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不赞美五帝，文化中华的来源与江山

历史上，有两条“司马迁线”，一条从东南往西北，一条由东北向西南，纵横交叉，形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大十字，而陶寺文化，便是这两条线的一个交叉口。

放到史前的江山里来看，代表这两条线的，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从东北往西南，良渚文化，从东南往西北，两支文化一前一后，都落脚到中原。

先是红山文化，沿着“龙门—碣石”一线的农牧文明分界线，从东北往西南，进入中原，良渚文化接踵而来，从东南往西北，顺着那条玉石之路，来到中原。

这两支文化入中原，都以“玉的传人”，而非以“炎黄子孙”身份。

然而，却有人喜欢顺着帝王世系的杆往上爬，比如，郭大顺在《追寻五帝》一书中，针对徐旭生的夏、夷、蛮“三集团”说，提出了一个“新‘三集团’说”。郭说新“三集团”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活动在燕山南北地区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兴起于东南沿海的虞夏集团。他把江汉地区的考古文化亦即徐旭生原来说的“苗蛮集团”，并入虞夏集团里，郭这么一变更，就将打破了“五帝本纪”的徐氏“三集团”说，变成向“五帝本纪”的王朝谱系回归了。

考古学为什么要“追寻五帝”？这说明郭的文化视野还滞留在王朝史观里。郭著开门见山，认定司马迁在《史记》里根据传说编撰的《五帝本纪》为“天经地义”，就认为其中“五帝”已然成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开端之“通例”。其实《史记·五帝本纪》，出自黄老学派的主张，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从来就不谈黄帝，庄子一谈到黄帝，就当作笑话来讲，把黄帝说成一个失道、求道，在先哲的引导下时而觉悟、偶尔也能得道的后知后觉者。如果孔子、庄子读了《史记·五帝本纪》会怎样想？他们也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且跟着太史公去做“炎黄子孙”吗？当然不会！一个为了“家天下”而做的“天下一家”的假设，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为历代王朝提供了一个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想象。

从文化认同回到血缘认同，以血缘认同来确认“家天下”的正当性，以“君父”的名义确立王权的合法性，这在王朝史观里确实“天经地义”。但王朝史观离不开王朝，王朝皮之不存，史观毛将焉附？故其有效性，仅适用于王朝中国三千余年；它既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之前的文化中国，也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以后的中华民国，更不能适用于今天的中国。顺着王朝史观的思维惯性去“追寻五帝”，可以说是考古学的一次大倒退，把考古学的作用降为给《史记·五帝本纪》做注脚，还美其名曰，这是“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不知从何时开始，作为科学方法进入中国的考古学转向了，从疑古——怀疑王朝史观，转向信古——维护王朝史观；考古学本身，也从批判王朝史观的利器变成拥护王朝史观的工具。这一转变，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显然的民族主义背景，另一个则是隐性的王权主义背景。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兴起了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莫过于史官文化，中国本土考古学参与这场争论，一再强调“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其实就是与史官文化结合，所谓“信古”，就是对史官文化的认同。而王权主义的背景则有些尴尬，因为王朝中国不再，但隐性的王权主义的影响还在，影响到考古，就恨不得要在史前将最早的王朝中国发掘出来，甚至“天经地义”地认为：“最早的中国”就是王朝中国。

郭大顺说，夏墟在太湖流域，显然这是冲着良渚文化来说的。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国家形态，还是个一隅之地的方国，并非像殷墟那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也没有形成统一性的世袭制王朝，但那确实是夏墟的源头。从这源头出发，沿着“良渚化世界”的路线去寻找夏墟，就发现，它“从东南往西北”去，先是同龙山文化融合了，变成了大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夏墟也就变成龙山文化的夏墟。可这夏墟，并未直接赶着往中原去，因为中原彩陶文化非鼎无玉，属于不同文化区系。所以，它沿着黄河自下而上，径往农牧分界线上去，在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里，终于出现了“良渚化世界”之标的——礼制化玉器。在这里，农耕文化的夏墟，发展为农牧混合文化的夏墟，江南之越禹，变成塞外戎禹。从“文化中国”的那一面来看，礼制化的“玉的传人”，其实比血缘化的“炎黄子孙”靠谱。(www.xing528.com)

而“玉的传人”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便是陶寺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清晰的“文化中国”的样式。中国史前两支最重要的玉文化，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良渚文化，分别沿着太史公指出的两条影响中国历史运动大势的“司马迁线”进入陶寺文化的地盘，其中虽然难免有文明的冲突在里面，但我们从文化遗存里所见更多的是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反映了玉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和平。以玉立国，走的就是和平路线，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准确地说是尚贤制，就是玉文化的国家化，就是和平路线的制度化，这是玉器时代特有的。到了青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青铜立国，文明的冲突占了上风，战争路线在国家制度上反映出来，国家就向暴力机器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一系列变化，导致玉器上人文初曙的神像蜕变成“食人未咽”的青铜饕餮纹样，使得具有共和精神的尚贤制堕落为轮流执政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分赃制，通往了世袭之路。

而陶寺文化，则刚好处于这两个时代的交叉口，那时，它两条腿走路，前脚刚走入玉器时代的庭院，后脚跟着就到了青铜时代的大门口。它不但充分享受了玉器时代的文明成果，还把美轮美奂的“良渚化世界”尽可能地加以吸收，同时，又叩着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门环，呼唤新时代带来的新风流。陶寺文化的底蕴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优势是彩陶，而玉器则是它的短板。在发现陶寺遗址之前，仰韶文化玉器出土，不仅数量少，而且形制单调。由此可见，一种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在文化转型中是多么难以掉头，陶醉在彩陶文化的优胜中的仰韶人就像后来恋恋不舍玉器时代的良渚人那样，在文化抉择的紧要关头由于立场过于坚定和原则性太强而导致僵化并衰落。在进化中，适应性最为重要，迄今为止，还没见过有一种文化能够永远领先下去，历史上曾经先进的文化，今天看来，大都衰亡了。

石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山西襄汾陶寺村南，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在陶寺遗址里，有良渚文化的玉古风，也有新技术文化代表权力的青铜器的“铜臭”味儿。陶寺遗址，有观象台，有宫殿建筑的夯土基址，有大墓与小墓之分化，除了彩陶，还有彩绘木制家具几和案以及鼍鼓、大型石磬等，应该是大型祭祀礼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一彩绘陶器上还有朱书文字。在龙山时代，只有陶寺遗址基本具备了向文明进行质的飞跃的物化形式，敦促它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玉琮，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陶寺遗址观象台夯土基址

龙山文化以文化大联合的方式，实现“合众国为一国”，虽以良渚文化启动，却是在中原文化区系里完成的，也可以说是在良渚化世界里完成的，那是一个文化认同的中国，我们称之为“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