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揭示文化中国的来源

玉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以“起于东南，成于西北”的良渚文化为代表。

良渚文化，不仅追求一个审美的国度，还热衷于建立一个信仰的国家。如果说对于美的追求形成了“良渚化世界”，那么对于信仰的追求则成了良渚文化的绝唱。

也许有人会说，那个最早的王朝，也就是殷墟里的王朝——商，不就是个审美与信仰高度结合的朝代？诚然，殷商青铜文化经由良渚玉文化而来，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依然呈现良渚化的样式，殷人“率民以事神”，看来也能从良渚文化里找到信仰的原型。

但，我们还是要将它们区分，因为它们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代表，一个代表了玉器时代，另一个代表了青铜时代。同时，还是两个中国的代表，一个代表了文化中国，另一个代表了王朝中国。再说，它们信仰的神不一样，殷人信仰的是由祖先神发展而来的上帝，是对人格化的神的信仰，而良渚人信仰的是能使万物一体实现天地人大一统的太阳神。

良渚文化发展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审美理想，成就了玉器时代的辉煌。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的美附着于信仰，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艺术离不开宗教，这就与庙底沟以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不一样了。新兴的“文化中国”并未全盘良渚化，而是做了自己的选择，它选择了玉制的国家，放弃了信仰的国度。我们从龙山文化到陶寺文化，再到石峁文化，所见的情形，便是在“良渚化世界”的新进展中，信仰却不断衰退。

但是，我们还是把史前中国的重点，放在了良渚文化上，既没有放在比它早的庙底沟文化上，也没放在比它晚的龙山文化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谈“文化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国家形态。庙底沟文化，在文化形态上有了一个“中华”的样式，然而在国家形态上却未能形成“中国”格局，也就是说文化普及的范围还没能向国土规模转化，文明的样式还没有向国家制度转化。而这两点，恰恰便是良渚文化的优长，正是在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的江山基础上，良渚人用“礼玉”化的玉器文明，表达了他们“唯王建国”的理想，谱写了他们“体国经野”的主张，以及他们对神的信仰。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选龙山文化作为史前文化中国的重点，难道“合众国为一国”的理想不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吗？既然文化中国的史前面貌呈现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大融合样式，何不直截了当就以龙山文化作为文化中国的出发点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跟我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了。

我们认为，中国史前文明的时代性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过一个玉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古代国家起源是在玉器时代而非青铜时代。现在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的“中国特色”，放到史前来看，就是世界文明史上那个独一无二的玉器时代，正是通过玉文化的兴起和普及，出现了代表国家观念的礼玉，形成了作为国家制度的礼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玉是文化中国的国体，青铜是王朝中国的国体，龙山文化属于两头跨，两不靠，哪一头都不能代表，它既不能代表那个玉制的国家，也不能代表后来的青铜王国。

龙山文化的优势在于大融合，先是长江、黄河两河流域的南北大融合，把江南良渚文化与中原庙底沟文化融合起来，再接过良渚文化“兴于东南，成于西北”的文明迁徙的接力棒，来到中国农牧分界线上，将农牧两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文化融合起来。不仅如此，它还在文化转型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融合了两个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但它对哪一个时代都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既不是玉器时代的经典，也不是青铜时代的经典。它不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原创性，但它却以文化大融合的方式实现了“合众国为一国”。(www.xing528.com)

那个时期，地旷人稀，风物宜人，选个安身处，聚族而居，立国而居，不是不可能。所以，迁徙成为一个文明的常态，不只游牧文化总在迁徙，农耕文化也需要迁徙。二者不同在于，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形成太史公所谓“行国”；农耕则筑城而居，谓之“城国”，亦即所谓“城邦”。国之初起，一城为一国，多为小城邦，故国族繁衍，必须向外殖民，于原邦之外，复立新邦，新旧邦相联，即为联邦。联邦之初，先以血缘纽带论亲疏，再以地缘格局分宗属，继以文化认同而“合众国为一国”，确立新的中央之国——中国。

由文化认同形成的中心之国，便是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华”；文化中国的国家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文化形态和国家形态大体相同，但不完全一样。文化中国的文化形态呈现为文明的样式，王朝中国的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教化；文化中国的国家形态是天下为公的“合众国为一国”，王朝中国的国家形态则是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袭的“家天下”。西方人对“中国”的认同，是对文化中国的认同，而非对王朝中国的认同，是对文化中国的文明样式——丝瓷茶认同，而非对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儒道释认同，认同文化中国而非王权主义。

国家的本质，身在其中，反而蒙昧，要从外面来看，就能看到最明显的那一点。比如，西方人看中国，汉唐时，通过丝绸看，称中国为丝国。宋元时，通过瓷器看，称中国为瓷国。明清时，通过茶叶看，但还未来得及称中国为茶国，就被鸦片战争打断了。

到了20世纪，王朝终结，民国兴起，中国转向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不再以朝代称国，而是直接名之曰中国，但西方人却依然称中国为“China”，还是那个瓷国。

个中缘由，除了一个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自称为“中国”有自命为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的嫌疑而难以被接受外，也在于西方人对中国认识的传统，还在从文明的样式上而非从国家形态上来确认中国。所以，在当代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悖论，对内自称为中国，对外被称为China。如果有人认真起来，非要问一下“中国”二字的英文究竟，那你就会发现，在英文字典里，就没有“中国”这个国名，因为“地球是个圆，中国在哪一点”？在世界地理和国际关系中没有中心，当然也就没有作为中心和中央之国的“中国”。

中国历史进程里的“中国”，不是世界地理上的中国，也不是国际法的中国，它只适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的范围。放到世界地理上来看，那也就是东亚一隅，回到史前来看，就是《尚书·禹贡》的地理框架。那个以“九州”为主体的“中国”，既是对庙底沟类型以来的文化中国的一个历史地理的总结，同时又确立了后世王朝中国的基本定格，成为以“中国”为目标引导历史进程表达国家统一性的蓝图。以此而有两个迥异而相应的图式：一个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文化中国“合众国为一国”的共和图式，另一个是基于权威认同的王朝中国“家天下”的“莫非王土”的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图式。我们确立考古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不是顺着王朝中国脉络往下挖，而是要把那个被王朝中国埋没的文化中国发掘出来。

红陶釜，庙底沟遗址出土，仰韶文化

庙底沟文化遗址位于陕县南关的东南，下层为仰韶文化，上层为龙山文化，两个文化的叠压关系非常明晰，仰韶文化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龙山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780年。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底蕴，但庙底沟遗址中的龙山文化表现，又不同于河南龙山文化直接从山东龙山文化而来，而是带有明显的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性质，因此考古学界将这一现象作为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名之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而这一遗址则被定位为具有“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史前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