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看中国文化的源起

良渚文化对玉的追求，造就了玉制的国家和礼玉的“良渚化世界”。

龙山文化追求“合众国为一国”，则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

良渚文化跟大禹有关，跟夏朝无关，即便在传说中，禹也不是夏朝的开创者，他的儿子启，才是传说中夏朝的始作者，我们寻找“最早的中国”，不是寻找夏朝。

“最早的中国”不是王朝中国，而是由文化认同形成的“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早就存在，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彩陶时代，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做了“文化中国”的代表；玉器时代，良渚文化做了“文化中国”的代表；青铜时代的滥觞期，以龙山文化做代表，“王朝中国”时期，则以商朝做代表。随着“王朝中国”不断改朝换代，“文化中国”也不断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王朝中国”的时代性，表现为一个个朝代，而“文化中国”的时代性，则表现为诸如《诗经》时代、诸子时代等。总之，我们说中国文明五千年，是针对“文化中国”来说的，“王朝中国”充其量只有三千余年。所谓“文明古国”，要放在“文化中国”上来说，不能放到“王朝中国”上来说。

考古学在中国兴起，是考据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考据学里产生了一个疑古时代。但考据学只有文献依据一条腿，疑古尚嫌不足，刚好考古学补充了文物证据，疑古时代终于可以两条腿走路了。可刚确立目标，向着目标才走了几步，便有人想要回头，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从“疑古”走向“信古”，也就是走向王朝回归，企图把已经被考据学怀疑了的《史记·五帝本纪》里的帝系，用考古学重新找回来。

政治上是早已不能复辟帝制了，何以文化上还那么热衷于复辟帝系呢？“信古”没有错，但“古”不能与王朝等同起来，我们相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不等于认同王朝中国史有五千年。我们也“信古”，但我们“信”的不是王朝中国的“古”，而是文化中国的“古”。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疑古”思潮对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观的怀疑，但我们不能同意打着“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旗帜怀疑文化中国的“古”，我们不反对“西来说”，但我们更相信有“西来”必有“东去”，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除非人种都换了。

有人说，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或者说希望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那还是因为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传统，就是从王朝出发。殷墟的发现，虽然号称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有册有典”的商朝，但其实，还是在延续清人的考据，只是在历史的考据法里加了“二重证据”。将考古引入史学，本来是一次“范式革命”，然而，考古学对于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观的挑战，却被“二重证据法”扭转了。考古学的意义，从发现远古文化中国，转向证明王朝中国，满足于用地下证物来确认传说中的王朝，用碳-14年代测定法之类的玩意儿，将一代王朝的存在往前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不光为民族主义打气，还为王权主义寻根。这样，史官文化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件修补历史的工具，考古学变成了修补术。

以殷墟成功为范例，考古人又走向以“二重证据法”来确认夏墟，可他们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从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中去发现它们的统一性，发现那个文化中国。可惜并未这么做，因为在文明的源头上，他们还没有分清什么是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还在把历代王朝当作唯一的中国。这也难怪，以王朝作为中国的本体和主体，在王朝史观里，在二十五史里，已然天经地义。王朝遮蔽中国，王权代表文明，已历三千余年。近代虽有新文化运动兴起，而以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变更旧史，但依然还是附着于王朝立言，言经济，而重“资治”，谈文化，而贵“经世”，历史观的经纬度，横竖还立在王朝里。

二里头刚冒头，马上就联想到夏墟，这已成为中国考古人的老习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老掉了牙的王朝史观还要牵着考古学的牛鼻子走，还在走“王朝为体，史官为用，考古资治”的王朝中国的老路子。但，我们所见的考古学的面貌，都有它们自己的样子，没有必要非得去对照王朝中国这面镜子，并且按照镜子里面反映的样子来确认其身份，参照一下是应该的，但不能被参照物纳入其中，而失其本来面目。二里头文化，就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是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同龙山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原龙山文化。

所以，“最早的中国”，就应该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说起，远在王朝中国出现以前，它就呈现了一个文化中国的样子，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最早的中国”应该是文化中国，而非王朝中国。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比它更早的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吗？为什么就要从庙底沟说起呢？我们的看法是，无论河姆渡也好，马家浜也罢，都未能形成具有“中国”规模的广泛影响，“文化中国”开始形成，便由于仰韶化世界的庙底沟类型。(www.xing528.com)

六千多年前，有一种文化，覆盖在陶器上，发着红与黑的极其简约的色调，向我们宣示着人性的原生态的大朴之美，表达了一种万物之灵特有的美的诉求，开显了以审美为标志的宇宙，这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尤其是彩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

有人采集了庙底沟类型的几乎所有彩陶纹饰，检索了它们的分布范围，将这些范围结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庙底沟彩陶文化传播的全景图。此图所覆盖的疆域可谓辽阔，北抵河套，西至甘青，南及长江，东临大海，称得上是一个“最早的中国”。最起码，这样的一个范围，便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形成“文化中国”。

科学时代来临时，英国人培根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如果让六千多年前彩陶时代的人来说，他会说“审美就是力量”。在知识和权威尚未开化与确立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美更容易使人达成共识，没有什么比共同的审美活动更容易使人产生认同并形成文化共同体了。彩陶之美，美在形制，更在图案与纹饰，而图饰之中，被认同程度最高，播散范围最广，达成共识最为普及的，便是庙底沟类型的花瓣图饰，有双瓣式、四瓣式和多瓣式。而“花”与“华”同义，于是，有人说，“中华”的根底，就在那些花瓣里。

庙底沟彩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众传媒，那些陶器，在流通中传播的，不是信仰，而是美。信仰有分别，而有分别就有对错，就有是非，就要求真理。美无分别，但有差异，而差异只是程度不同，不会产生对立，更不至于势不两立。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也许就在这里，西方基于信仰，中国立于美。因此，“最早的中国”是一个追求美的国，将美的样式普及全国，应该归功于庙底沟文化。正是庙底沟的彩陶文化的普及成了文化中国的缘起，中华文明之源，最初的起点，就在庙底沟遗址。但其局限在于，因完善而僵化，当玉器时代来临，它未能及时反应，后果，就如同良渚文化对青铜加以排斥。

彩陶盆，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仰韶文化

彩陶时代的仰韶文化里有个中国，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国，据说，那就是最早的中国，在我们看来，也是最美丽的中国。那盛开在陶器上的彩陶之花，简直就是个花花世界，所谓“中华”，所谓“华夏”，在今天读来，字面上依然依稀可见当年留下的那些花——“华”。“华”就是花，“中华”就是花的中国，“华夏”就是花夏，花的根底就是仰韶文化。

进入玉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转型，到了庙底沟二期，便转向龙山文化，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那个花花世界，就从陶器转到玉器上了，后来又通过玉器转移到了青铜器上。在青铜器上打造花花世界，是中国文化才有的特质。

彩陶盆，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仰韶文化

白衣彩陶钵，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显示出庙底沟类型对其他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