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众国,一走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都有可能。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从高山来,从大海来,沿着古代国家起源的两条“地理机会”线走来,从苏秉琦所说的“六大文化区系”向一个中心辐辏而来。
他们从良渚文化来,从红山文化来,从东南往西北,是良渚文化的路线,从东北往西南来,是红山文化的路线,这两条运势线,形成了中国历史的十字架。
十字架的交点,那就是中原,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便是这两条线上的据点,它们的区域都处在农牧分界线,历史已注定了中国要在文明的大合唱中诞生。
这条农牧分界线,分为南、北两线,南有“龙门—碣石”一线,北有“长城—阴山”一线,陶寺文化位于南线,偏向农耕,石峁文化位于北线,偏向游牧。
南线,西起吕梁南端的龙门山,往东北延伸,越霍山,至昌黎,抵达渤海湾,系由太史公于《史记》中提出,人称“司马迁线”,游牧民族于此一线入主中原。
人称河套为“塞外江南”,这当然是从人文地理上来说的。地理方面的因素,无非山川风物,风物虽有变化,但山川基本格局仍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史前河套比现在更像“塞外江南”,那时的河套地区,一定是一片辽阔的碧水青山和草原绿洲,不像现在,化为黄土高原,或处于沙漠化边缘。而人文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历史和风俗,风俗暂且不论,我们来看历史。历史上,所见最早河套人,都是匈奴人,匈奴人跑来跑去的河套,绝非“塞外江南”,“塞外江南”应该比匈奴人更早,很可能是“良渚化世界”的历史遗产。
匈奴号称“行国”,流动性强,是不筑城市的,他们的国家在马背上。城市,乃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国家却不一定。城市并非国家形成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因为古代国家的根本并非这些外在的文明样式,而是由内在的民族精神凝聚而成的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能行使权力的共同体就可以算作一个国家,并非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才是国家,在马背上和帐篷里的也是,匈奴就是这样的国家。
好在发现了比匈奴人还早两千多年的石峁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塞外江南”的本来面目。在石峁文化里,就如同在陶寺文化里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个“良渚化世界”的史前文明样式。“良渚化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城市,营造大都市,数以百万平方米计。良渚古城遗址约300万平方米,陶寺古城遗址约200万平方米,石峁古城遗址约400万平方米,都是那种外城套着内城、内城套着宫城的由高台式建筑群构筑的金字塔式的“皇城台”。
良渚文化最早走出乡村群落,实现城乡分野,开启了“体国经野”的新样式,被龙山文化从黄河下游带到黄河中游带到农牧分界线的南北两线上来发扬光大了。
有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偏于神权和信仰,到了农牧分界线上,信仰北线,最重要的,是位于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黄河在此地,沿着贺兰山北上,被阴山阻挡折而向东流,经由吕梁山南去。一条千里滔滔的大河,除了被三山围护,还有鄂尔多斯和陕北两大高原挟持,形成“几”字形弯套,这便是人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清人何丙勋作《河套图考》,序曰“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www.xing528.com)
河套平原,分为“西套”和“东套”。西套,指宁夏银川平原。东套,又分为“前套”和“后套”。前套,指内蒙古土默川平原,“土默川”是明朝人的称呼,南北朝时,称“敕勒川”,即“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后套,指内蒙古巴彦淖尔平原。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争夺的主要战场,就在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这里是黄河流域的龙盘虎踞之地,也是龙战虎斗的战场。
站在农牧文明分界线上来看中国历史,就不能专用农耕文明的观点,还要用游牧文明的眼光。这样来看,中国传统里其实有两个中原,农耕文明的中原,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间;游牧文明的中原,靠近阴山和草原,在黄河拐弯处形成的河套平原。同样,中国传统里其实也有两个“南北朝”,站在游牧文明的立场,南北朝以长城为界,以汉家为“南朝”,胡人为“北朝”;站在农耕文明的立场,南北朝以长江分界。这样来看黄河,便同时出现两个“河南”,游牧文明的河南在河套地区,农耕文明的河南在黄河中游以南。
我们曾于贺兰山下观黄河北去,直奔阴山,山河辽落,默然以对,诗曰:
黄河本是一首歌,千言万语不必说。
江山自有哽咽处,路过河套要快活。
被逐步淡化。都城石砌“皇城台”重在王权,而土筑“金字塔”则偏于神权。这样的变异,还反映在“良渚化世界”的另一个标志——玉器系列上。我们知道,在良渚玉文化里,璧、琮、钺的组合最能反映良渚人的国家观念和神权思想,陶寺文化也有这样的玉器组合,但只保留了其中与国家观念有关的制度化的形制,没去追随反映它的神权思想的神徽之纹饰。到了石峁文化中,这一套组合就被解构了,因为代表神权的琮出局了。原以为石峁文化没有玉琮,后来发现有一把长条形玉铲,两边有等距离阴刻线,系由玉琮改制而成。原有玉琮,却改为玉铲,显然是对玉琮所谓神权的颠覆,看来良渚人的宗教信仰,在农牧分界线上已消失。
我们看“良渚化世界”,除了看古代国家的文明样式——城市,看古代国家的制度化标志——礼玉,还要看那代表农耕文明的重器——犁。犁,常见于良渚文化里,它出现在农牧分界线上,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胜利。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属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区,都是以农业为主导以牧业为辅助的文化。何以中国先民追求“合众国为一国”的大一统的理想,还要不远千里跑到农牧分界线上来?那是因为,只有在农牧分界线上,才能实现两种生产方式和两个文化形态的大融合,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融合中,能为“合众国为一国”建立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前提,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天下”方才开启。
四千年前的万里长城第一城——石峁古城
史前农牧分界线上的中国,四千年前的万里长城第一城——石峁古城,据说是比良渚古城还大的古城,而且还是用石头修筑的。石峁遗址里出土了很多玉器,精品很多,看来良渚文化影响到了这里。不过,有一件最为独特,叫作“一目国人面”,看人的视角,很像毕加索,在良渚文化里从未见过。
“一目国人面”,陕西榆林石峁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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