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来源-文明摇篮与国家起源之地理条件

良渚化世界的下一个里程碑在陶寺，陶寺文化里有许多良渚元素。

陶寺遗址在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历史上有“尧都平阳”和禹“又都平阳”的说法。于是，有人提出，“陶寺文化”正是尧、舜、禹时期的文化，其遗址，亦自临汾以下，由北而南，沿汾河下游分布在襄汾、曲沃、侯马、稷山一带，一直到了黄河边。

陶寺文化早期，很可能与帝尧——陶唐氏的传说有关；其中期，便产生了“都邑”——国，然后，从汾河南下，经过汾运盆地，翻越中条山，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平原；到了它的晚期，陶寺文化进一步发展壮大，转型为中原地理王国的二里头文化。

汾运盆地，位于山西临汾和运城之间，西面有吕梁山，东南有中条山，北方有太岳山，来自吕梁山的汾河，从盆地流过，在与浍水合流的三角地形成了汾运盆地的核心区域。盆地，是宜于文明诞生的产床，也是襁褓中的文明婴儿生长的摇篮，应有河流为新生的文明哺乳。竺可桢之《天道与人文》言，文明起源时都很脆弱，有如婴儿，待其成熟，要有漫长时间，其间，如有蛮族入侵，“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有幸能成长起来的文明，都有一定的封闭性，或居半沙漠地带，或为“四塞之国”；在汾运盆地里孕育起来的陶寺文化，就是这样一个被吕梁山和中条山团团围住的封闭性的文明的摇篮——“四塞之国”。

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也谈到，崧泽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是从外地迁来的。严文明认为，这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其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个中心，当然也就是那个在平原大泽兴起旁湖临海而居的崧泽文化大本营，来到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的小盆地里发现了古代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就在这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中间有东苕溪穿过的小盆地里分娩了良渚文明。良渚文明是崧泽文化在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播的种，文明的种子在这一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成良渚文化。它克服了崧泽文化有水可恃无山可依、有路可通无险可守的弊端，在一个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的环境里独立自主地成长。总之，它就是一个在史前为了古代国家起源而出生的文明的婴儿。

陶寺文化的情形，同良渚文化类似，它也是龙山文化自东向西迈向古代国家起源的关键一步。张光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发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类型。晋南临汾盆地类型，也就是陶寺文化类型，即龙山文化在黄河中游发展的较为成功的一支，所谓“成功”，是指向着古代国家起源的目标迈进所达到的程度。

张光直说，目前在临汾盆地的坡地上已发现七十多处遗址，仅陶寺遗址有较为详细的报告。该遗址，其遗迹遗物分布范围，约有300万平方米，仅一小部分被发掘。遗址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大墓，据说，这片墓地有数千座墓葬，已发掘的便有千余座。

值得注意的是，墓葬都是单人土坑，头朝东南，那朝向仿佛在说：人从哪儿来，要回哪里去！就在那方向，有条魂归路，那儿有故土，那是魂归处。当一种文化孕育了新的文明，那新的文明其实不宜于故土出生。因为故土的一切都已定型，新的理想难以寄托，更何况故土资源有限，容不下反传统的理想生根，于是，文明的迁徙与文化的转型共生。在文明的阵痛中，首先想到的便是要为新生的文明找到一个安乐窝——分娩的盆地，使之有利于新的理想诞生，有利于新的文明成长，而陶寺遗址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适宜的地方。

走出血缘性的故土，走向地缘化的国家，这便是龙山文化的开国者们所怀有的理想。正是这一理想，造就了中国传统中最古老的一代英雄和贵族。比较起来，他们似乎就像近代史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者们那样，带着他们自己的新教信念和新世界的梦想，从黄河下游来到黄河中游，从海岱地区来到临汾盆地，不光要把“良渚化世界”里那个玉制的国家样式贯彻到底，还要往那审美的国家观念中注入青铜的血性和魄力。他们除了具有良渚文化所表达的优雅的丝玉气质，还有龙山文化所追求的刚强的青铜气魄，正是龙山人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缔造了一个国——“合众国为一国”，也就是孔子“祖述”的尧舜之国。(www.xing528.com)

那个“国”，成了后世的理想国，“尧舜”也就成了后世所有君王的楷模。孔子“祖述尧舜”，是把“尧舜”作为人文始祖，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把“尧舜”作为人性的最高代表，所有人都必须向“尧舜”看齐，把“尧舜”当作全人类的榜样。

以至于到了晚清，还有个名叫徐继畲的人，在他的著作《瀛寰志略》里说他从美国的开国者华盛顿身上看到了“尧舜”禅让，从美国那个“合众国为一国”的国度里，看到了中国先王追求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的理想。“尧舜之国”究竟怎样？显然不是秦汉以来的王朝模样，也非秦汉以前的三代那样。尽管后世君主皆以之为榜样，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后世君主世袭而尧舜禅让。世袭与禅让是政治运行的不同目标和方向，以君主制行禅让，不管你怎样高举尧舜的旗帜，那也就如同南辕北辙一样走错了方向。

玉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玉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玉面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神徽和红山文化的玉牌饰有交融关系

玉璜形佩，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鼍鼓，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是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进入临汾盆地的一个文明样式，也是中原区系龙山文化系列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年代在四千三百年至三千九百年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认为：“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苏先生以之对比从东北来的红山文化，似乎忽略了它还有从东南往西北来的良渚文化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