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刺客：史前的革命海派文化

就文明的基本面而言，良渚文化的兴衰，都与玉器时代有关。

良渚文化的兴起，是良渚人对新石器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转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尽管那时五大文化区域都有玉器，但只有良渚文化将玉器体制化为国家起源的文明载体。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能看到礼制文明的曙光，良渚人用他们的玉器贯穿了古代国家起源的三大关系，从良渚文化的玉器，能看出“绝地天通”的痕迹。

就玉器的社会化的普及程度而言，良渚文化很可能有过一个人人巫觋、家家祭祀的“民神杂糅”的时期。从玉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又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意识和等级化趋势，反映了对玉器的统一性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管理——“绝地天通”。良渚文化的统一性，不光在一个遗址和一处墓葬群里反映出来，而是在所有的遗址和墓葬群里都反映出来，真正做到了大一统。大一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良渚文化的分布。

严文明在《早期中国是怎样的》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个大区块，每个区块都自有一个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遗址，东北区块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遗址，东部区块中心有上海福泉山遗址，东南区块中心有桐乡普安桥遗址，南部区块中心就是良渚古城。这些遗址，就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和主体区，整个环太湖流域都是它的主体覆盖的范围，论规模堪称文明古国。

但其势力范围，不止于此，主体区之外，还有扩张区。良渚文化向南越过宁绍平原，到达闽浙一线，将原来沿着钱塘江与杭州湾平行发展的两支文化——马家浜与河姆渡统一起来。于是，我们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上看到了良渚文化的覆盖层，而良渚文化本身就由马家浜—崧泽一路发展而来，形成了吴越文化的原始格局。后来发生的吴越春秋故事，似乎也可以作为良渚文化兴衰的参照，因为在同一方水土上总是重复着相同的故事。良渚文化同吴越春秋里的吴很相像，吴国崛起的地盘，就在良渚文化的主体区，其对外扩张的方式，仿佛就是良渚文化的复制。所以，我们通过吴国的扩张来还原良渚文化的走向。

良渚文化先是南下，跨过钱塘江，统一杭州湾的史前吴越文化，也就是将原来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的地盘合二为一了，然后，分两路北上，到达江淮地区。一路西向，进入巢湖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区域；一路北进，同苏北新沂花厅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合流。春秋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是如此，往南攻越，西行征楚，北击齐。良渚文化曾以薛家岗遗址和花厅遗址为据点问鼎中原，吴亦欲打通齐、楚，同晋国争霸中原。我们知道，吴之败在被越逆袭，而良渚文化的后面似乎也有个刺客，那就是马桥文化，它是越文化的直系祖先。

可马桥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原处于良渚文化主流边缘的下层阶级的文化，还是来自良渚文化向南部扩张所至外围地带，也就是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从该文化的遗存来看，它具有良渚文化的一些非主流因素，但这些因素在马桥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其主体，是来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虽然属于良渚文化的势力范围，但它同时又含有了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还带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而又有所超越，马桥文化的超越在于它已经迈开了走向青铜文化的步伐。

文化上贫困，有时反而能激发技术进步，对新技术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马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很可能就是马桥人能逆袭良渚文化的利器。马桥文化虽然文明的程度不及良渚文化，但良渚文化也有短板，那就是文明程度越高的文化往往越容易僵化，创造性强的文化有时难免适应性差。这恐怕是良渚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对青铜时代的到来失去了敏感性，而过分沉溺于对玉器时代的审美里。

良渚文化是原生的，而马桥文化，则是一种外来的混合形态的文化。其中，每一种文化因素的存在，都反映了良渚文化全面危机的一个侧面。比如，良渚下层阶级文化的存在，很可能就反映了良渚文化内部的社会分化导致原来不曾有过的阶级斗争，正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他们加入马桥文化中来，转化为对良渚主流文化的颠覆力量。还有来自被良渚文化挤压在南部边缘地带的土著文化，如肩头弄文化等，也出现在马桥文化中，或许就是一种敌对势力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扑。而北方的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来到马桥文化中，就有点像后来吴越春秋时期齐、晋两国支持越国灭吴一样，联手终结了良渚文化。

马桥文化的优点在于它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具有移民文化的特征，其多样性，就像近代以来的上海滩，可以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化”，而由不同文化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马桥人，堪称“史前上海第一人”。我们这样说，不是从“最早的上海人”上来说的，而是从最具有“海派文化”气质上来说的，斗争性是海派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马桥文化是东南沿海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但马桥人对于来自北方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选择。本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用来“祀”的礼器，其次才是从事“戎”的兵器，用“祀”来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用“戎”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可马桥人只要“戎”，不要“祀”，因为他们还没有国家观念，还处于“物竞天择”的文明的初级阶段，不需要考虑合法性问题。所以，我们在马桥文化里看到的青铜器，没有礼器，只有兵器，而且都是一些小型兵器，更何况这些兵器还不是马桥人自己生产的。他们既没有开铜矿，也没有铸铜工具，对于青铜文化采取“拿来主义”。

很可能，他们就用这些青铜小兵器，铲除了良渚文化的上层残余，而且他们的革命非常彻底，以至于良渚主流文化在马桥遗址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有人会拿洪水和海侵来说事，说良渚文化在本土荡然无存，是洪水和海侵的结果，但自然灾害不可能从根本上灭绝一种文化。如果仅仅是自然灾害，良渚文化还可以卷土重来，连外来的马桥文化都可以起居在良渚文化的地盘上，良渚文化回归本土不应该有什么自然障碍；即使难以全面回归，最起码会有一部分重现在取而代之的马桥文化里。如果一点也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良渚文化被马桥文化彻底排斥。也许马桥人根本就不屑于继承良渚人的文化遗产，“越穷越革命”的思想，也并非现代才有，或许马桥人在史前就尝试过一回。

促使良渚人的主流文化远离本土，起因有可能是逃避洪水和海侵。

如果仅仅是为了扩张的需要，它应该在本土留下大本营，而非倾巢出动，全力进取。当然，还有留在本土的。按照“体国经野”的说法，留下的不是“国人”，而是“野人”，正是这些“野人”与外来的野蛮人相结合，摧毁了良渚上层的主流文化。(www.xing528.com)

正所谓：“野人”站起来了，文化倒下了。江南出现了文明倒挂。

良渚主流文化在本土消失了，但它并未消亡，而是在流浪，带着理想流浪，有自己的“诗与远方”。它的流浪，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那就是被太史公总结出来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势——从东南往西北——“事兴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太史公举了好几个王朝的例子，但他不知中国东南曾经还有个史前良渚文明古国。正是这一古国运行的轨迹，率先开启了中国历史运动的大趋势，古国虽然解体了，但文化并未消失。

董楚平在《吴越文化新探》中，谈到了良渚文化的去处，他说：中国史前文化，东南和西北各有千秋。东部沿海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琢玉业发达，而冶金业起步迟，黄河中上游地区琢玉业不发达，却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源地，当玉器文化在太湖流域基本消失的时候，它却出现在了西北地区。不是零售似的出现，而是成建制的体系化的转让，最显著的是，它突然大量出现在山西襄汾地区的陶寺文化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玉琮、玉钺、玉璧。

头戴大羽冠纹饰三叉形玉饰，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玉镯和玉镯上的神徽，浙江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头戴大羽冠神徽的玉串牌饰，浙江杭州余杭反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以玉文化进行大一统，凝聚它们精神的就是每一个遗址里的各种神徽。

石镞，在马桥文化中罕见，也许是外来

石镞，马桥文化，在良渚文化柳叶形基础上变异为两翼与铤分解明显，镞身呈菱形

斜柄石刀，马桥文化

石矛，11.6厘米，这一形状的矛为马桥文化特有

鹤嘴形石锄，通体精磨，高12.5厘米，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马桥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三千九百至三千二百年，文化特征有南方浙闽与北方夏商的元素，以良渚文化为核心延续，开始出现削、簇等小件青铜器以及原始瓷器，标志马桥文化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当然，这一时期马桥人还是以石镞为主要攻击武器，石镞用于射杀，还是常规武器，并出现了青桐镞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