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源头：良渚化国家的玉器时代

通常，我们只是顺着阶级分化以及战争这样的路数来思考。

用“以此类推，由此及彼”的经验化思维形成了思想的路径。

其实，历史的经验，并非自然规律，未必适用于史前，其中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家就是伊甸园里的那个禁果，人类偷吃了禁果，从此改变了命运——从不知善之为善的纯然的善转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要的恶。

历史之于中国人，非但纪年纪事，历述成败得失，历史观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史前人未有历史观，倒是自然观与生俱来，试看庄子笔下那些真人、神人、至人、天人，便是自然观的代表和象征。庄子谈论的史前，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至德之世”，二是“至治之世”。“至德之世”，尚无国家出现，有如伊甸园时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无“治”可言，有“德”可称；“至治之世”，国家起源，人与万物虽有分别，却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让自然规律自发起作用，人无为而无不为。若从考古发掘上来说，庄子的“二世”说，也不为无据，河姆渡文化在大暖期里存在了两千多年，那或许就是个“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吧？或许还可以看作从“至德之世”向“至治之世”过渡的阶段吧？后来的良渚文化，也存在了一千多年，“至德之世”谈不上，“至治之世”也许算得上，恐怕主要还是从治世向着乱世过渡的时期吧，这一时期，国家出现了，由治而乱。

国本利器，用世，原为救世，莫角山上，那个良渚人的国，其缘起，也许就不是起于阶级分化和对外战争，它或许就是抗洪救灾中出现在东方的挪亚方舟。用国家起源的眼光来看东方挪亚方舟，它就不光是文明的源头，还是国家的原型。国家形成的路径虽有多种，但大致有二，一是对内阶级分化以致革命，二是对外文明冲突以致战争，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国家形成的两条主要道路。可史前呢？也就是说，在国家起源的源头上，是不是有可能更加多样化呢？自易卜生以来，有个问题一直在横亘着人类，那就是“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面对史前，我们是否也该问一问：“夏娃出走以后”结果会如何？

在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赵陵山遗址里，我们看到了一处尸存。

赵陵山遗址，位于苏州昆山张浦镇赵陵村，是太湖流域典型的土墩遗存，其地势“凸起平壤，隆若丘阜，四望皆水环之”。相传南宋赵王妃葬于此，故名“赵陵”，系由人工土筑而成。其年代、形状和用途，都与古埃及王国的金字塔——法老陵墓相似。

在良渚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遗存，那些大小不一的山丘，以赵陵山最有代表性。这座“土筑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墓坛合一、巫王合一、政教合一的文化面貌，其中77号大墓，人体骨架保存完整。据墓葬品反映的情况来看，墓主集神权、军权于一身，是位巫王合一的首领，腰部右侧放置大石钺，仿佛就在向我们预告古代国家起源的“立于刑”。

墓台西北处，果然发现了一处有19具受刑后的人体骨骼的丛葬墓，分三排埋葬，人体头向不一，无随葬品，有被砍下肢的，有身首异处的，有双腿被捆绑的，受刑者以青少年为主。丛葬东南面，有一层三角形的黑色灰面，有人据此判断，这19名被刑杀者，都是举行宗教祭祀仪式留下的祭品。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奴隶，战俘，还是罪犯？

杀殉，是一种制度化的杀人，通常与奴隶制有关，反映了血淋淋的“主-奴结构”。人类在自然状态相杀，纵然不幸，但还算是本能驱动，而杀殉则是制度安排。

严文明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位于前列的，是中原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两湖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崧泽-良渚文化，还有燕辽红山-小河沿文化。何以几乎同时兴起的五大文化区系会在良渚文化里率先出现杀殉？这跟文明程度有关，在早期文明中，文明越先进，越早出现杀殉。因为杀殉作为失乐园标志，是国家的开始。

这样的说法，适合于青铜时代的国家起源，还是把青铜时代的国家本质，套在玉器时代的国家头上，这显然有些不对头；而且，文明先进与否，也与杀人无关，不能以杀人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反倒应该是人口的增长可以作为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严文明认为，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五大区系中最为发达，宗教色彩也最为浓厚，有一套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如神徽及玉璧、玉琮等，而且神的祭坛同时还是贵族的墓地。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政教合一的样式，不仅修城池、盖宫殿，更以新石器时代代表生产力最高水平的玉器制作工艺与文化，作为制度化的和普世性的国家礼制。由于是国家体制化用玉，故其数量之多、工艺水平之高，也远非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可比。

除了“立于礼”，还有“立于刑”在遗址里也有反映。严文明说，在所有的墓葬中，几乎都有钺，平民随葬石钺，贵族随葬玉钺。他还说，这是“全民武装”。很显然，这是把钺也就是斧头，当作兵器来说了。但这只是说了斧头的一面，其实斧头作为砍砸器，是既能做工具，又能做兵器的，要看它掌握在谁手里，从事何种活动，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掌握在战士手里，以杀人为目的，那它就是兵器；如果掌握在平民手里，从事生产活动，那它就是工具；如果掌握在王的手里，代表王权，那它就是国之神器和利器，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硬要混为一谈，那个“良渚化世界”岂不成了“全民斧头帮”了？(www.xing528.com)

即便以代表王权而论，玉钺和青铜钺也表达了不同的国家属性，玉钺既不能当兵器，也不能当工具，它代表王权，具有象征意义，就如同玉琮代表神权，表达信仰，它表达了玉器时代产生的作为信仰共同体的国家理想。而青铜钺则既可以当兵器用，也能当刑具用，还可以当工具用，它代表着全能的和绝对的王权。可以说，玉器时代的王权和青铜时代的王权不一样，玉器时代的王，就如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所说的“原君”，是以“天下为公”追求“人类大同”的“原君”，就如同尧、舜。而青铜时代的王，则多半是世袭制里的追求“家天下”的“末君”，其间，虽有如文、武、周公那样的明君贤相，也不乏“致君齐尧舜”的士人政治理想，但从根本上来说，正如青铜时代是对玉器时代的否定，“家天下”的“末君”是对“天下为公”的“原君”的否定，在法家思想里就表达了这样的否定。

赵辉在《问学之路》里，谈到他在普安桥遗址的工作，经常开玩笑说：遗址里发现的那个“麻籽”，会不会是致幻剂？良渚的宗教氛围那么浓重，良渚人会不会抽大麻？又说：良渚人的思想那么统一，是不是有个政党——“良渚党”那样的组织？他发现：良渚有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建造大型工程的社会机制，各地玉器纹饰高度一致，反映了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宗教，而且因为这种宗教思想渗透社会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同时，他还指出，良渚社会虽然是文明的先驱，却因地处东南一隅，缺少交流，所以，社会发展一条道走到黑。高度分工、高度分化和高度思想统一，宗教笼罩严密的社会僵硬了，面临突然变故，社会系统不能做出灵活反应、不能及时调整，终于陷入凋零不复之境地。

他那时还不知道良渚文化晚期又建造了良渚古城，故未敢以国家言，但他那几句话，显然都是针对国家形态来说的，已经含有了古代国家起源的前提。有人说，良渚文化进一步就成国家了，可惜倒在了国家出现的这道门槛前。这样说来，就差了一步，究竟是哪一步？若对照西方文明的古代国家起源来看，良渚文化少了两个文明的重要指标，一个是系统化的文字，还有一个便是青铜器，这两者是古代国家身份证。良渚文化不缺文字，但目前发现的，还够不上“系统化”三个字。不过，就已经发现的来看，如果再加上大汶口出土的文字，那么即使不够系统化，也还能看出汉字六法的萌芽，已有了系统化的萌发。至于系统化的程度，尚需新的考古发现来进一步确认，因为殷墟文字有可能就从它们进展而来。

而青铜则是良渚文化的短板。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么个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了中国文明的标志。青铜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而玉器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反映的是改良化的文化发展。西方文明以技术进步的青铜时代立国，中国文明以文化发展的玉器时代立国，立国之本不同，文明的样式也就不一样。所以，用青铜时代的文明样式来看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难免会“定于一尊”看走眼。

玉器时代之后，中国迎来了自己的青铜时代，良渚文化不是倒在了国家出现的门槛前，而是倒在了这两个时代交替的门槛上。良渚文化以臻于完美、过分精致的玉器时代拒绝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它的文明样式呈现出完美的僵化状态，但它留下的成果，却发展出多样性的良渚化世界。良渚文化缔造了一个玉制的国家，不仅有玉制的宗教信仰——代表神权的玉琮、玉璧等神器，还有玉制的国家制度——代表王权的玉钺等利器，更有玉制的国民身份，赵辉在《问学之路》里这样说道：良渚文化，不仅大墓有玉器，甚至连比较小的墓葬，也经常发现玉器、象牙器之类，还有独木棺。虽然这类墓葬的玉器不上档次，可能仅仅是几块边角料上打个孔，但整体上良渚社会比较富裕，人民对奢侈品有追求。他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属性。但玉对于良渚人来说，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正如青铜时代的国家公民必须佩戴青铜兵器以表明其国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实就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墓葬的规格及其葬品反映的就是这种身份。

赵陵山77号墓出土现场，玉钺鲜明

赵陵山77号墓随葬品多达123件，表明权势身份的石钺有6件，以及礼神的玉琮和象征财富的各种玉饰品，与前述的丛葬墓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T0507丛葬平面图

中型墓群和M77关系平面图

神人鸟兽玉饰，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77号墓出土，良渚文化

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水网密布，生活在那一带的人，古注今来，都会筑台而居，或筑土台而葬，又被称为台地文化。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属于良渚早期文化类型，西北区从葬墓共有19人骨架，大致分三排埋葬。没有墓坑，也没有葬具，均系平地掩埋，尸骨叠压，尸骨全部葬在土台之外。根据葬人的年龄、性别以及受伤和残肢的状况，已鉴定出来的有15具骨架——少儿6具、青年6具、成年男性3具（无一具属于老人），其中有3具是女性，肢体不全，脑骨破碎，呈捆绑状，应该是非正常死亡。灰烬痕迹长约4米、宽约1.5米，也许是殉葬仪式留下的。

神面纹玉琮，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这件玉琮出土于上海金山亭林遗址，横槽有九节，高约24厘米，属于良渚文化晚期，陪葬的墓主似乎是一位地位一般的氏主首领。因为他的墓葬不在高土坛上，而是平地墓葬，玉器较少，石器陶器较多——玉琮也是反映良渚文化统一性的主要物证。《周礼》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玉琮内圆外方暗示天圆地方等，那是先人做了，后人的解释。也许墓主的灵魂从中空出来，监督子孙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