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汉字共同体的契约

苏秉琦先生当年那喟然一叹，显然就是冲着古代国家起源来的。

良渚文化造了个那么大的城，那城是否可做国家起源的标志呢？

或曰可，或曰不可。曰可者，以出土所见为据，可谓言之凿凿；言不可者，以为地下之物虽多，乃由不同时期的叠压造成，在混淆之中，难以确认其真实年代。

然正反之言，均为推测之词，都没有拿出决定性的证据。不过，差别在于，正言之物证层出，而反言之证据有一个就够了：请拿出二重证据法的文字依据来！

除了殷契，中国上古文明似乎还拿不出更早的文字依据，可殷契之文，亦非凭空而来，其渊源有自，自不待言。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指出，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见彩陶上的刻画记号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为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很显然，他把刻在彩陶和黑陶上的符号，都当作中国文字起源的原始形态。但是，这样的刻画符号，还不足以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有人对大汶口文化的陶文符号，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角度做了探讨，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发生阶级分化，以此产生了国家萌芽。那些“闪烁着文明火花”的陶文符号，恰在此时出现，刚好对应了古代国家起源的说法。

尤其是莒县陵阳河发现的那个“旦”字，于省吾释为日出景象，明显已脱离了刻符或象形范畴，进入了会意字的阶段。所以，裘锡圭先生认为，这样的字，跟汉字相似的程度非常高，它们之间似乎一脉相承。于是，就有人断定：太像后世的文字了！

但是，从整体上看，大汶口陶文，究竟处于文字的哪一个阶段上？则有待于进一步考定。从原始标记到形成文字，通常的说法是，其中有个“木刻—结绳—图画记事”的发展过程。显然，它已迈过这些阶段，从记事和表意符号向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进展，以至于超越象形，出现了会意字的萌芽，须知会意字在汉字六书中处于文字的高级阶段。

与大汶口文化大致同一时期的良渚文化，也产生了相似的刻画文字。

何天行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文中提到，一椭圆形黑陶盘上的十个刻画符号，其中有七个字与甲骨文同形，有三个字与金文相似，这些字，“刻于原器口缘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字还在初创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所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来观察，不独比春秋时所传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且当在甲骨文之先”。可惜的是，此物后来捐给故宫博物院，结果却丢失了。不过，陆陆续续有了一些新发现，类似的良渚文化陶符，又发现了五十多个。

浙江余杭南湖发现的一件黑陶罐上，有一连串陶符：动物、栅栏、网纹、石矢等，环绕器壁，横向展开。有人对照殷墟文字，释读为“张网捕虎”；也有人指出，那动物形象，望之不似兽王，倒像是长江边上的鳄鱼；还有人说，比对殷墟文字没有意义，因为，即使良渚陶文堪称原始文字，它走的也不是殷墟文字的路子，殷墟文字不可能从良渚陶文发展而来，正如汉语并非从古越语发展而来；更有甚者，居然断言，汉字的由来，根本就不是从各种类型的刻画符号发展而来，而是从一开始，就被代表着王权的仓颉创造出来。

我们的看法是，有关文字起源的问题，不管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主张汉字由作为刻画符号的陶文逐步进展而来，还是以创世说的立场来立论——强调汉字是圣人“观象制器”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总之，就在古代国家起源的关键时刻，原始汉字出现了。以此，我们进一步认为，符号说也好，创造说也好，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说，那就更好。

对于汉字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伏羲说，另一为仓颉说。若两说兼取，以伏羲作为刻画符号代表，以仓颉作为文字形成代表，这样说来，就与传统相符了。(www.xing528.com)

我们没有必要将问题复杂化，当真实性难以确认时，思维经济和问题简明，就成为我们衡量某个说法的适用原理。须知中国文字，并非跟着话语走的拼音文字，而是由视觉定型的象形文字。所以，汉字的意义，不在你怎么说，而在你怎么看，意义不是听出来、说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从形上看，那就是“象形”，看出个事来，即为“指事”。不光以形表意，表出“会意字”，还以形达声，达出“形声字”。这样形成的一整套文字，就脱离了原来自然生成的话语环境，独立出来，成就了一种用文字规范话语的新的约定和认同。

参与契约的，那时，多是陶器和玉器上的刻画符号，而非各国方言，也就是符号参与，而非话语参与，所以，汉语共同体的出现，不是各国方言集合的产物，而是符号——陶符和玉符集合的成果。正是在符号集成的基础上，当然，还要通过神权和王权的作用，催生出新的语言，那就是适用于王权的汉字官话系统。我们看河图洛书，不妨这样来看，即把它放在符号集成的过程中看。参与这一集成过程的刻画符号，是附着在方国贡物陶器和玉器上的，纳贡的主体，其政治属性，究竟是部落联盟，还是方国联邦，或为中央王权，如何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其区位所在，已由河图洛书明示，就在中原。

然而，符号形成契约的过程，是否也符合中国历史发展“从东南往西北”的趋势呢？还是让我们回到良渚文化的陶文玉符上来看一看。据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都收藏有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的玉琮上刻有“火”形符号，符号下部，形如人字，观之似鸟翼，若云纹，究其来源，应当来自大汶口文化吧……只要将最早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文“旦”与之比较一下就知道了。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通过符号契约，是怎样达成共识的。余杭南湖出土的另一件良渚文化的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日”符，两边饰以对称“火”形，这也是大汶口陶文“炅”的变异；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的合符，合符中“日”隐于“火”下，露出半壁“日”形，则是大汶口陶文的另一种变异形式。后来，李白浪迹于良渚文化的地盘，写出“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样的诗句，果然，我们在良渚文化中，还见到了一件刻有鸟、山合符之形的玉璧，诗人灵感爆发，如有神助，一出手，就触摸到了文明的深度。

那么，该如何来解释这两种文化的趋同呢？我们认为，这样的符号契约，就是良渚文化同大汶口文化的契约。若考古出土，确已证明良渚人曾经到达大汶口文化，那么良渚人对大汶口陶符的采集，那就有可能是掠夺性的或纳贡式的，但更有可能是两种文化的共识在文化交流中达成的神圣符号的契约。如果卢梭的“社会契约”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假设，那么良渚文化通过陶文玉符所表现的神圣符号就是“社会契约”达成的标志性样式。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的“山月日”符号

“山月日”符号拓片

刻符黑陶罐，良渚博物院藏

余杭南湖遗址黑陶刻符罐

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的存在是文字产生的重要依据。该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专家有三种不同解释：第一种是释为“朱旗践石，网虎石封”，意思是朱去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第二种是围绕着野兽构图，“似一组围猎纪事”；第三种是神兽（龙）月夜在神的世界中穿越水田，是先民想象的神域月夜走龙图。如果说单体符号还只是标识的话，那么一组符号则提供了表意的逻辑线索，余下的是释读问题了。

竹节形刻纹阔把陶杯，上海马桥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竹节形刻纹阔把陶杯，出土于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的古井中。外侧杯底残存两个刻画的陶文，横、竖、捺笔画清晰，摆脱了一般图画或符号性的原始特征，已经接近文字产生的前夜。

南湖黑陶杯，高11.8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9.8厘米，浙江杭州余杭区南湖出土，浙江省良渚文化博物馆藏

这件泥质灰胎黑陶杯的杯身为一侈口直腹罐的形状，肩与下腹间有一环形把手。腹部采用横竖交叉的技法刻有两头野兽，两头对峙，高大的一头似虎似熊，呈张牙咧嘴状；较小的一头似驴若马，呈沉着应变之态。